应用系统法学看三大诉讼法的
立法失误及修改思路
于洪军
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纳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围绕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各诉讼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较新的修改建议。可是，我们很少听到法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根据系统法学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法理学才是真正的法学），应用较新的法理学研究成果对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发表他们的意见.
1995年8月，笔者斗胆提出了系统法学理论（以下称系统法学）①。这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行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的现象，从而形成的新的法律观、法的基本范畴和原理。相信这些基本范畴和原理能够为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应用系统法学中有关法规则、法、法律、法的功能和法学的研究对象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对三大诉讼法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过去立法中的失误，提出新的修改思路。
一、立法失误之一：没有形成清晰的法规则概念，致使各诉讼法中的许多“法律规定”已蜕化为道义信条。修改的思路：补足和完善法律规定中所缺少的法规则的要素。
系统法学认为，法是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法规则是规定人（包括法人等组织，下同。）必须做出和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行为规则；而法律，则是某一类别、某一层次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法的子系统。法规则属于行为规则的一种，它与其他行为规则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具有的特殊结构：由三大要素构成。第一大要素是行为标准，即对人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第二大要素是压力，即对行为不符合行为标准的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或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第三大要素是施压者，即对违反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人。凡是由这三大要素构成的行为规则便是法规则，不管它是否称做“法”、是否成文的；凡是不具有这种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都不是法规则，即使它已经写在了法律文件当中。立法的艺术性，在于所设置的行为标准必须科学、明确、排列组合合理；所设置的各种压力强度，正好与相应的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相抵销，所设置的施压者与可能的违反标准的人相对独立。
用上述法规则的概念来鉴别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各项规定，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有许多重要的规定不具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或不符合法规则特殊结构的要求。最为普遍的，是诸多的规定，只有行为标准一个要素，没有压力和施压者这两个要素。三大诉讼法的条文中都规定有如何立案、如何审理、如何裁判、如何执行以及审理期限、送达和移送期限、公开审理、合议制、律师参与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等行为标准，《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有如何侦查、如何采取强制措施、如何审查起诉、律师如何会见被疑人、办案期限及案件移送期限等行为标准。这些行为标准对于保证实体法的实施当然都是非常必要的和重要的，且多数行为标准也很明确。可是，如果办案人员违反了这些行为标准，那要由哪一组织对其施加什么具体的压力呢？如果一个办案机关办理的案件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违反这些行为标准的，那又要由哪一组织对该机关的负责人施加什么具体的压力呢？查遍中国法律，找不到具体的规定。这样，诉讼法中规定的行为标准不管多么必要和重要，也不管多么明确，都因为不具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即缺少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而只属于道义信条，不属于法规则。办案人或办案机关违反了甚至是严重违反了这些所谓的“法律规定”，其实并不违反法规则，即并不违法，而只是违反了道义上的规则。作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实际上是给了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以按这些规定办案和不按这些规定办案的自由的。
在三大诉讼法施行以来的实践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合议制合而不议、陪审制陪而不审、执行难、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不出庭作证等违反诉讼法规定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是众所周知的。有学者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刚修改后，“博得国内外一片赞誉”，“但高兴开场后，就是一桶冷水”，“在实践中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非常可悲的现象”②。通过以上应用系统法学中法规则的概念对我国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鉴别、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可悲现象出现的根源，不在执法，而在立法。我们总在抱怨“重实体、轻程序”，其实正是在程序法的立法中，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法规则的概念，致使程序法中的许多规定蜕化成了道义信条。对社会生活中派生出的如此重要的司法生活、执法生活，只有道义规则的约束，没有法规则的约束，怎能不让人们“轻程序”呢？如果在实体法中，也只规定“不得杀人”、“不得盗窃”、“不得贪污”之类的行为标准，而不规定杀人、盗窃、贪污等违反行为标准的人应由哪些人对其施什么压力，那人们还会“重实体”吗？现在，在有关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中，许多人提出了要求增加律师在场权、沉默权③、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④、公益诉讼等规定的意见，但如果我们这次仍然不能把这些很好的意见表现为法规则，而只表现为道义信条，那修改后的诉讼法还是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还会出现第二次先喜后忧的“非常可悲的现象”。
形成了法规则的概念之后，解决上述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在立法上将三大诉讼法中只规定了行为标准的那部分条文，在诉讼法中或其他法律中补足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使它们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成为真正的法规则。具体来说，第一，在《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中的惩戒、任免、辞退、法律责任等章节中，为一般的违反程序方面行为标准的行为人规定一些统一的压力。考虑到程序的重要性，最小的压力应不小于降级处分，比如：审判人员第一次违反程序、结案超期，哪怕只超一天，只要不符合行为标准，承受的压力最低应是降级处分；第二次违反程序，即使是违反其他的程序，如作为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等，也应承受免职的压力。这看似过重的压力，其实是正好能与行为的危害后果相抵销的。第二，对重要的程序，在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办案人员违反规定应受到的压力。比如，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中直接规定，对自诉人的起诉既不开庭审判，又不裁定驳回起诉的责任人，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予以免职；在相关条文中直接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经法庭传唤，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官应对其施加拘传和罚款、拘留的压力。第三，考虑到三大诉讼法是控制执法活动（本文特指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诉讼活动的，它在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的整个法律体系中，位置更为重要，根据我国现行的体制，对法院、检察院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对警察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检察院。对各机关违反程序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负责人，施压者也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
此外，三大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定还存在着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问题，这也需要在诉讼法的修改中加以完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这里的“辩论终结”，是一证一辩的辩论终结，还是法庭审理的辩论阶段的辩论终结？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底应在一个月内宣判还是一个半月内宣判？这也是明显的行为标准不明确。又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法院对六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类设置法院权力的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还能找出很多。这里的“可以”的标准设定，都是不科学的。“可以”是权力性的规定，这类规则不是为行使权力的人设置的，而是为其他不特定的人设置的，是要求其他不特定的人不得做出干扰权力人行使权力的行为，违反都要受到一定的组织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法规则。上述规定法院“可以”做出什么的那类法规则，对法院没有约束，法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但从立法意图上看，这些行为本来就是应当要求法院必须去做的。所以科学地设置这类标准，是规定法院“应当”做出这些行为，而不是“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再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㈠、㈡规定的两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标准过窄：“伪造、毁灭证据”而无需达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阻止证人作证”而无需“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就足以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了。该条规定的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所施加的压力也明显偏低，不足以抵销这些行为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危害后果。对上述这类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情况，也应在诉讼法的修改中予以完善。
二、立法失误之二：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对诉讼法的立法投入较小。修改的思路：加大修改诉讼法及制定和修改相关法规则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系统法学认为，法的功能是一定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微观上看，人们的一切行为、一切社会活动都处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要么是法所禁止的，要么是法要求必须去做的，其余的，则是法允许人们自由地做或不做的；从宏观上看，所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包括它的形成和存在、发展和变化、进步和倒退，均以法为依据；而其他任何行为规则都不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执法活动也属于社会活动，任何社会的执法活动也象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依据着法进行的。因此,如果执法活动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那根源一定是它所依据的法存在缺陷,而不是执法人员道德教育欠缺,更不是其他方面有什么欠缺。
孟子有句话，叫做“徒法不能以自行”⑤，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法不能自己运行起来”，引用这一名言的言外之意，多数是“再好的法没有人来很好地执行也是没有用的”。这种理解和使用是否符合孟子的原意这里姑且不论，但这种观点却是个很普遍、很流行、很严重，因而对我国的立法影响甚大的认识误区，因为它把执法的人和执法活动当做法的规定范围之外的事情了。法的功能是能够成为“行”的依据，而不是“自行”，法从来就不能“自行”；执法活动看似是让法“行”起来的活动，其实，法并没有“行”，而是执法人员（本文特指司法人员和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而“行”。执法人员的“行”与普通人的“行”没什么两样，都是依法而“行”，并不是超脱于法之外让法“行”起来。执法者对实体法执行得好也罢，执行得不好也罢，都是执法者依法而“行”的结果。例如：执法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情况的普遍存在，是没有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行羁押期限、办案期限的法规则，有的是规定在诉讼法当中的这方面的道义信条，执法人员依法而不是依道义信条而“行”，当然会“行”出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普遍存在的结果；占有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根源在于这些人员进入执法岗位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科学的执法人员遴选的法规则，依据当时的法规则，素质低下的人员是可以进入执法岗位的，“组织人事部门”依据这样的法规则而“行”，当然会“行”出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的结果，进而，这些人又“行”出使许多实体法不能贯彻执行的结果。因此，法不能“自行”的事实，不能成为主张在立法之外解决法的实施问题的根据，却足以引起人们对以往有关法的功能的认识进行必要的反思。
2003年以来法学界讨论较多的司法改革，实质上是以诉讼法为主的一系列法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离开这些立法活动，司法改革就无从谈起。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是大面积的和重要的司法改革。修改后的诉讼法颁布施行后，司法活动将依据新的法规则系统（不仅仅是诉讼法）运行，运行得好，便是改革的成功，运行得不好，就是改革的失败。看不到司法活动与法的这种依据与被依据、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企图抛开法、在法之外寻找司法改革之路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制定及《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以及相关的立法活动，未能保证所制定和修改的三大诉讼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严格执行，进而也未能保证有关实体法的严格执行。虽然在制定和修改后不久，有关执法机关（本文特指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甚至立法机关，就做出了或联合做出了比诉讼法条文还要多得多的大量的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但还是在仅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不得不决定对它进行修改了。这与当初立法时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投入太小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当初我们在制定或修改三大诉讼法时，认识到法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而投入较多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话，许多这次修改中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就是能够解决的。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例：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行为设置适当的压力，在上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就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对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这一严重的问题，也完全能够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提出调查报告和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草案，提出对有关执法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淘汰的临时性法规则草案，通过立法解决。因此，这次对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要对法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的功能有充分的认识，然后投入较大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争取使修改后的诉讼法，能够达到科学、完备、排列组合合理，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必再做大修大改。
三大诉讼法主要是控制执法活动的，但控制执法活动不能仅靠诉讼法，诉讼法只有融入到我国社会的法规则系统的整体——法当中去，才能发挥出它的功效。可是，我国在三大诉讼法制定之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开始颁布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而有关执法人员待遇、淘汰的法规则至今没有制定，已制定的有关执法人员遴选、监督、奖惩、任免的法规则，又未能达到科学、完备和排列组合的合理。这次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如果不同时制定和完善这些相关的法规则，那么即使修改后的三大诉讼法是达到了最优化的，也将无法在实际执法生活中发挥出其应有的最大功效。因此，在此次三大诉讼法修改的同时，完善与执法活动相关的其他法规则的工作也必须同步进行，包括制定执法人员、首先是法官的待遇和淘汰方面的法规则，修改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完善对法官、检察官、警察的监督、奖惩、任免等方面的法规则，以发挥法在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方面的整体功效。完成这些工作，也需要加大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三、立法失误之三：对诉讼法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不足、未能在立法中借重软科学研究。修改思路：组建两个平行的调查、研究机构，集中多学科的研究人才、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调查、研究方法，起草两套各诉讼法的修改草案，供立法机构选择立法。
系统法学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法规则和法的规律，二是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三是社会系统运行依据法的规律。法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传统法学中所谓的法学分支学科━━━━━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其实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人类应用法学与其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实行控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学科，它们是法学与其他科学的边缘学科，是以控制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诉讼法学实际上是以控制执法活动和诉讼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审判学、证据学、系统科学、某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分支学科等相交叉、相溶合的边缘学科，是“社会控制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立法过程是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过程。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这种控制需要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认识已经深化。对执法活动和诉讼活动实行控制，是对整个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需要对执法活动、诉讼活动及相关的社会系统有一个深化的认识。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任务当然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我国社会系统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现状到底如何？我们要设置的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什么样的？应采取什么方式、用多长时间，使社会的执法活动、诉讼活动从现在的模式过渡到目标模式？应对哪些行为设置行为标准、压力和施压者？对某种违反行为标准的行为应设置哪种压力和多大的压力？对某一压力施加之后的社会效果如何进行预测和评估？某一压力应由哪一机关施加？这些都是需要在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加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又需要借助于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社会系统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经验教训。这些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理论研究、提出法律草案的任务，任何单一学科的专家甚或单一学科的研究群体，都是无法胜任。
新兴科学的劲旅━━━━━━软科学的形成、发展和应用，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和控制社会系统,包括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这种庞然大物的大门。软科学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各环节的协调发展提供最优化的方案和决策的科学。因此，要想真正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必须要有以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为目的的软科学研究的加盟，以集中多学科的精兵强将，用群体的智慧，达到现有条件下的诉讼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达到现有条件下的诉讼立法的最高水平。
在三大诉讼法以往的立法活动中，人们没有认识到诉讼法学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边缘学科、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因而从未借重软科学研究，即由多学科的专家、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草案，而总是由各诉讼法学方面的专家组织人员、征求各诉讼法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提出修改草案。如有报导说，《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就是“陈光中教授于1993年接受人大法工委的委托，亲自带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的专家学者，进行国内外的调查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奋斗，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并加以论证。该建议稿共三编329条，连同论证的内容达35万字。该稿上报全国人大法工委后，65%的条文为1996年新修正的刑诉法所吸收。鉴于本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在国家立法中的作用，该书获北京市社科基金特别奖和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⑥我丝毫不否认陈教授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但是，如果有各相关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及法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到他所“带领”的人员当中，有意识地遵循软科学的研究规律进行“奋斗”，是不是更符合《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客观要求呢？
应用系统法学，我们已经知道，诉讼法学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是各相关学科的的边缘学科；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需要进行软科学研究。据此，笔者试对此次各个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设想，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㈠制定研究机构的组建方案。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个组建调查、研究、起草三大诉讼法的临时机构（以下简称研究机构）的方案。该方案应包括：研究人员的公开招聘程序；研究人员的较高待遇（月薪应不低于15000元）；研究人员的构成（应包括三大诉讼法学专家和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某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科学等学科的具有T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的义务（包括终止一切其他职务活动、赢利活动、不得接受执法机关给予的利益、终身不得在执法机关工作等。）；研究机构的设置（应设立两个平行的、人员构成相同的机构）、研究机构总负责人的产生程序，及其他与机构组建有关的内容。
㈡提出研究经费的预算，对研究经费的使用进行财会控制和审计监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国家财政局提出研究经费预算报告，经审批后，再公开聘任财会人员管理经费，委托审计师对经费的使用实行审计监督。
㈢组建研究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研究机构的组建方案，将招聘的研究人员平分为两组，分别组建两个平行的、相同的研究机构，各研究机构内部的研究人员再通过竞选产生总负责人。由总负责人聘任各调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总负责人与项目负责人组成研究机构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分配、调动研究人员，公开聘任一般工作人员。
㈣制定调查研究计划、工作方式和任务。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小组会议，分别制定各自的调查、研究的计划、工作方式和任务，包括确定调查、研究项目、课题、时间表、工作会议的召开等内容，这方面可以吸收和借鉴国外某些软科学研究组织的经验，从国外软科学研究机构聘请顾问。
㈤形成修改草案和意见并征求意见。各研究机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按计划同时形成本机构的诉讼法修改草案和详尽的论证意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通过电视向全社会公民进行宣讲，并应互相辩论，广泛征求意见。
㈥完善修改草案和意见。各研究机构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后，对各自提出的修改草案和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最后的修改草案和论证意见。
㈦选择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两个修改草案中选取一个作为蓝本，吸收另一个草案中的部分内容，形成提交人大代表大会审议的诉讼法修正案。在此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可从各研究机构中选聘研究人员;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应当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提供咨询。
㈧进入立法程序。由人大常委会按《立法法》规定程序将修正案提交人大代表大会审议，进行立法。
两个研究机构，应按计划同时或相继分别进行各个诉讼法的调查、研究、提出草案和意见的工作，并应提出其他与各诉讼法相关法律的草案或修改草案及意见。
尽管系统法学提出后没有引起法学界的注意，但是，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用现有的法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笔者应用系统法学进行分析，总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各种合同的起草中，为收到较好的效果，笔者应用系统法学设置合同条款，效果也很理想，而且屡试不爽。本文提出的应用系统法学所看到的三大诉讼法的立法失误，实际上是我国许多立法中带有共性的问题；所提出的修改思路，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的立法当中。笔者当然希望这种分析能够有助于我国立法水平的提高，但更希望能够听到法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实际法律工作的人士，对系统法学及应用系统法学对立法的这种分析提出的质疑，以使系统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得到检验。
注释：
①见《系统法学大纲》 北大法律信息网 论文论著栏目。
②见《铸鼎余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瞻实录——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瞻大型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22日。
③见陈光中、宋英辉：《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检察日报正义网 2003年11月07日。
④见李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动向》 http://www.dffy.com 2004-10-17。
⑤见《孟子·离娄上》第一章。
⑥见《陈光中简介》 中国诉讼法律网。
最新参考文献：
1．《2004年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陈卫东 刘计划 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学者论坛。
2．《2005全国诉讼法年会》 作者：李富成 清风檐法律网>>理论实践>>诉讼实践。
3．《技术推进与诉讼观念变革 ——写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王新清 李蓉 刑辩网首页 >刑辨理论>刑辩理论 。
4．《社科新闻在线期刊学术会议科研资源社科名家高校巡礼社科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 科研资源_获奖成果简介 - Sinoss.com。
5．《关注三大诉讼法修改》 作者：蒋安杰 孙长永 李佑标 叶自强 张榕 李季 羊琴 老行者之家网—老行者论坛2004-2-13 。
6．《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 作者：李元起 柳建龙 老行者之家网—老行者论坛 更新时间：2004-7-4。
泰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泰安市人民政府令
(第 88号)
《泰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业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施行。
市 长 贾学英
二ＯＯ三年八月九日
泰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市、区）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指挥部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计划、经贸、教育、科技、公安、民政、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交通、农业、旅游、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药品监督、广播电视、爱卫会办公室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一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
市、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应急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流行病学调查、传染病隔离、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监督检查、监测检验、卫生防护等所需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六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切实履行各自的职责，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七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医疗卫生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八条 市政府制定全市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市、区）政府根据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人员组成、机构设置及工作职责；
（二）突发事件监测及预警体系；
（三）突发事件信息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
（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技术和监测机构及其任务；
（五）突发事件分级及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六）突发事件预防、重点区域隔离控制、应急的设施、设备、药品、器械、防护用品、消毒剂、杀虫剂及其他物资的储备与调度；
（七）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和医疗专家库、疾病预防控制队伍、卫生监督队伍以及医疗、护理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和培训。
第九条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补充。
第十条 各级政府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传染病预防和其他公共卫生工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健身活动和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卫生知识，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专门教育，增强全社会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第十一条 建立全市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开展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
第十二条 监测与预警工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别，制定监测计划，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早期发现的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时限报告。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定期组织突发事件危险性分析评估，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建议，及时采取防范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物资储备。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加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建立健全急救指挥调度体系，配备相应的急救药物、设备和技术人员，提高医疗机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救治能力。
第十六条 市传染病专科医院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必要时，市政府可以指定传染病应急后备医院。
县（市）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与传染病防治工作相适应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或者指定具备传染病防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防治任务。
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立传染病门诊和隔离观察室。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所）、企事业单位卫生室（所）、个体医疗机构等进行传染病诊疗，应当符合规定条件。
第十七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定期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应急演练，推广新知识和新技术。
第三章 应急报告
第十八条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报告：
（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三）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
（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件的。
第十九条 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县（市、区）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市政府报告；市政府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省政府报告。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第二十一条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报告的同时，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判定，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发现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第二十三条 建立突发事件报告、举报制度，市、县（市、区）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突发事件报告、举报电话。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形时，都应当及时向所在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上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所在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责任，或者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
接到报告、举报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处理。
对报告、举报突发事件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市、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二十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价，初步判定突发事件的类型，提出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
启动市、县（市、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同级政府决定，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
第二十五条 在处理突发事件期间，各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卫生资源实行统一调配和指挥。
第二十六条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指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突发事件技术调查、确证、处置、控制和评价工作。
第二十七条 应急预案启动后，突发事件发生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有关的控制措施。
医疗机构、专业技术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应当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相互配合、协作，集中力量开展医疗救治、疾病控制及其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医疗救护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铁路、交通等部门应当保证及时、优先运送。
第二十九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根据需要，有权依法采取以下措施：
（一）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备、设施；
（二）对发生地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三）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
（四）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锁。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突发事件现场等采取控制措施，对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服药、群体防护等措施。
第三十条 市、县（市、区）政府根据需要，有权依法作出以下决定：
（一）停工、停业、停课；
（二）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活动；
（三）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四）对进入本行政区域的人员、物资及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
第三十一条 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应当采取卫生防护措施，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二条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有权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调查、采样、检验、技术分析和监督监测，对县市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第三十三条 交通工具上发现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需要采取应急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其负责人应当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前方停靠点，并向交通工具的营运单位报告。交通工具的前方停靠点和营运单位应当立即向营运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有关人员采取相应的医学处置措施。
交通工具上的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由交通工具停靠点的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铁路、交通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控制措施。必要时，应当在车站、交通道口设置检疫站、留验站。
第三十四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因突发事件致病的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对就诊病人实行首诊负责制，并书写详细、完整的病历记录；对需要医学观察的立即收入专门的观察室，并做好隔离防护和会诊；对需要转送至指定医疗机构诊治的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应当按照规定安排专用车辆运送，并将病人病历记录的复印件转送至接受的医疗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采取医学观察措施，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应当予以配合。
医疗卫生机构内应当采取卫生防护措施，防止交叉感染和污染。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必须按规定要求实施卫生处理。
医疗机构收治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依法报告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立即对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根据需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第三十五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乡镇政府（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做好动员、组织和协调工作，群防群控，并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疏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
第三十六条 对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内的流动人口，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市、县（市、区）政府应当做好预防工作，落实有关卫生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对需要治疗和转诊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传染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散。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基层设立责任疫情报告人，负责疫情登记和报告；设立基层监测点和传染病管理检查员，负责责任单位和地段的检查、技术指导和情况报告；设立传染病管理监督员，对传染病的预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提供必要资金，保障因突发事件致病、致残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具体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在突发事件中需要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的病人、疑似病人和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学措施时，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 市政府组织对本办法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政府负责人的责任追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
（三）未按规定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的；
（四）拒绝接诊病人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的。
第四十二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阻碍交通或拒绝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突发事件现场，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
（四）干扰、破坏应急措施的。
第四十三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由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解释，重大问题报市政府研究决定。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