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祭奠权，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即使在作为“权利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引用，只能与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二条这种一般性条款“沾边”。司法实践对这一权利的保护态度和保护原则：祭奠权是一种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格权，但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司法实践对于祭奠权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祭奠权行使所受到的限制也众说纷纭。由于限制是在权利行使过程所发生的，那么，权利人如何行使祭奠权？对祭奠权进行法律保护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本文拟从祭奠权的性质入手，就祭奠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一孔之见,以供商榷。

　　一、祭奠权的性质

　　（一）祭奠权的含义

　　1.祭奠权的含义

　　祭奠，原意是为死去的人举行的仪式，表示追念，引申意义为表示对过去的人或者事情的一种缅怀或者思过。祭奠主要是一种民间的习俗，其含义非常广泛，比如对烈士的祭奠、对祖先的祭奠、对逝去亲人的祭奠等等；祭奠的形式也非常丰富，繁如山西各地传统的丧葬礼仪，简若新兴的网上祭奠，不论形式如何，都蕴含着共同的内涵，即通过祭奠，寄托对死者的哀悼和怀念，表达希望死者的灵魂得以安息和超度的虔诚心意。可见，祭奠行为，主要是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是存在于人的内心的一种精神利益，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主要是一种受习俗和道德调整的行为自由。

　　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祭奠权，则仅指死者近亲属对死者寄托哀思的一种权利。法律之所以应当从广义的祭奠行为中抽象出这一权利进行保护，是因为对死者的祭奠行为，是死者近亲属人格的发展和完满的实现，不仅涉及到死者近亲属的内在人格利益，同时也可能影响到死者近亲属的外部社会评价。当然，对死者近亲属祭奠权的侵权行为，主要是给其造成精神痛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内在人格的救济成为法律关注的重点”。民法对于侵害死者近亲属祭奠权从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的行为应当予以救济，而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现实也表明，将祭奠权上升为一种法定民事权利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2．祭奠权民事法律关系

　　（1）主体。笔者认为，基于民间的习俗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祭奠权的主体应当限定为死者的近亲属。有学者认为应当以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自然人作为祭奠权的主体，此种观点与现行我国立法精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自然人死亡后，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也仅限定于近亲属，这其实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一种延伸保护，也表明我国法律仅认可死者近亲属对于侵权行为产生的精神利益损失，而不宜将此精神利益的保护扩大至其他亲属，因为近亲属与死者关系密切，其受到侵害所导致的精神痛苦比其他人更严重、更应受法律保护。而如果将保护范围扩大，不仅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也使法律的触角越过了道德的边界。

　　（2）客体。祭奠权的客体是指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即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进行安葬、祭奠、保管遗体和竖立墓碑等行为自由。

　　（3）内容。祭奠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死者进行祭奠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具体权利包含对死者死亡事实的知情权，对遗体、骨灰的占有权，以妥善的方式安葬死者的权利，对死者进行悼念行为的权利，在墓碑上署名的权利，保持墓葬完整的权利等等。祭奠权的义务既包括作为的义务，如通知死者近亲属死者死亡事实的义务、在墓碑上对死者近亲属署名的义务等；也包括不作为的义务，如不得擅自安葬死者的义务、不得侵害遗体、骨灰的义务、不得妨害其他近亲属行使祭奠权的义务等等。

　　（二）祭奠权的性质

　　关于祭奠权的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观点，主要观点有一般人格权说和身份权说。其中在身份权说中，又包含独立权利说和附属权利说两种观点。附属权利说认为祭奠权不是一种独立的身份权，而是亲属权、配偶权、亲权的具体内容。独立身份权认为祭奠权应该是一种独立的身份权，应当对其通过一般身份权框架进行保护。一般人格权说认为祭奠权是一种人格权，这一观点为本文开篇案例所持有，也见诸于部分学者观点。

　　笔者认为，祭奠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般人格权，即基于近亲属关系享有的人格利益。一方面，祭奠权虽然是因为近亲属身份而产生，尽管近亲属身份已经随着死者的死亡事实而消灭，但近亲属的内在人格，或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却并未随之消灭。因此就死者近亲属的祭奠权而言，保护的并非是身份关系或者是死者的精神利益，而是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故祭奠权应属人格权。

　　另一方面，从权利客体来看，人格权客体是人格利益，身份权客体是身份利益。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而身份利益具有双重性。祭奠权的客体是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进行安葬、祭奠、保管遗体和墓葬等行为自由，祭奠权的行使没有相对人，也没有法定义务，不具有双重性。就对死者的安葬权利而言，尽管对死者妥善安葬受到道德和伦理驱使，但我国民法中并未将安葬死者作为一种民事义务而加以规定，如果近亲属不行使祭奠权，其也并未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即使有义务，也仅是一种道德义务，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因此，祭奠权突出保护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一种人格利益，是一般人格权。

　　二、祭奠权的法律保护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祭奠权是一种人格权，它不仅体现生者的利益，而且还关乎死者；它不仅是一种法律的制度，更应该需要道德的调整；它不仅有着权利，同时也联系着一定的义务。基于这些特殊性，笔者认为，对祭奠权进行法律保护应当遵循下列四个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死者意愿原则、共同协商原则、权利限制原则。

　　（一）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民法规范作为伦理性规范，不能无视公序良俗的要求和影响。更何况，祭奠权作为一种与死者相关联、事关伦理、道德性较强的权利，自然更应该受到公序良俗的制约，祭奠权的行使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否则便不能为法律所保护。

　　另外，如本文开篇所述，祭奠行为主要是一种社会习俗，受到习惯的调整，成为民事权利的祭奠权仍然应当受民事习惯所支配，具备习惯法的一些特征，祭奠权的行使不能违反一般人内心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断，行为人应当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权利行使的基本准则。

　　（二）尊重死者生前意愿原则

　　实践中，死者生前订立遗嘱的现象并不少见；在遗嘱中，除了对财产的分配外，还有对自己 “身后事”的安排。对于这种特殊遗嘱效力的处理，即在行使祭奠权的时候到底是生者还是死者的意愿为主，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保护近亲属的相关祭奠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保护死者的意愿。

　　笔者认为，当死者生前已经对以后关于自己死亡时近亲属的祭奠权行使作出安排时，应当尊重死者生前的意愿，祭奠权的行使应该按照遗嘱的规定。

　　祭奠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格权，虽然保护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但这种人格利益产生的原因是基于近亲属身份关系，尽管死者的利益不为法律所保护，但祭奠行为仍然涉及到公众对死者的评价，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生者的一种“期待利益”。因此，祭奠权的行使应当尊重死者的意愿，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死者的意愿就应该得到执行，这样有益于对社会的稳定。

　　（三）共同协商原则

　　在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离婚（包括解除同居关系）案件占了很大的比重，而随着现阶段离婚案件出现的当事人年龄低、结婚时间短、婚前感情基础差、大多只有一个子女等特点，夫妻离婚后往往涉及低龄儿童的抚养问题。因抚养低龄儿童需要的费用较高，而现阶段我国婚姻法在抚养费负担方面的规定又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在针对抚养费负担的调解、审判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当事人往往无法就抚养费负担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依法判决，又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灵活性，导致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在审判实践过程中，通过对参与审理的离婚案件加以分析、整理，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离婚案件的子女抚养费负担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抚养费法定数额偏低，导致追加抚养费诉讼案件增多，浪费司法资源。婚姻法在有关抚养费数额的规定中，将离婚案件的抚养人简单分为有固定收入和无固定收入两种，负担比例也较为机械的固定为20%-30%。而在审理实践中，除少数公职人员或工作固定的人员外，相当一部分的非农业户口人员及绝大多数农业户口人员，都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即使有较为固定的收入，本人不承认，对方又举证困难，导致无法认定其有固定收入。当事人有无固定收入，对抚养费的数额会造成极大影响。以农业户口当事人每月固定收入2000元为例，他应负担的抚养费为每月400-600元，即每年4800-7200元，但如果对方不能举证证明他有每月2000元的固定收入，法院只能依据无固定收入的标准计算抚养费数额，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为每年约1100-1600元，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每年2200-3200的生活费用，仅仅能勉强维持一个孩子的温饱而已。即使在有固定收入的人群中，单纯依据其固定收入，确定抚养费的数额，也是不科学的。例如有些单位，工资低而福利高，其固定收入只占其实际收入的一小部分，或者固定收入低而隐性收入高等，这些都无法在抚养费的数额确定中得到体现。在某些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固定收入较低，但经济条件很好，法院也只能限于法律规定，让其承担很低的抚养费用，这显然不利于儿童权益的保护，个人认为，在抚养费的数额确定问题上，应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限，不再仅限于固定收入，而是可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财产、收入状况，使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更为合理，让有能力尽抚养义务的当事人，充分尽到对孩子的抚养义务。


2、缺乏灵活的履行渠道。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当事人给付抚养费，可以分期给付或一次性给付，而在实际操作中，如分期给付，时间往往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仅凭当事人自觉履行，变数太多，若都由法院作为中介支付的话，又会挤占本就不富余的司法资源，所以大部分当事人都愿意选择一次性给付，而一次性给付抚养费，受当事人经济能力所限，其数额必定会低于分期给付，造成被抚养人权益的损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有当事人说:“我不是不愿出抚养费，而是我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等我以后赚到钱，一定补上”，其中不乏真心实意者。个人认为，应借助社会力量，如在银行中开设抚养费分期或者延期给付的业务，由法院加以监督，让抚养人能够更灵活便利的履行抚养义务，一定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据我所知，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经有了成功的个例，如果能够加以推广普及，必将对法院的案件审理工作助益良多。


3、对拒不给付、恶意拖欠抚养费的当事人，缺乏有威慑力的惩戒措施。有些当事人，明明有经济能力，但出于对前妻（夫）的怨恨，拒不给付或恶意拖欠抚养费，导致被抚养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在经济案件中，法院可以以通报黑名单等形式予以惩戒，直至以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罪予以判刑，但在离婚案件中，很少有当事人因为拒不给付抚养费而受到相应惩罚，这就使得一些当事人有恃无恐，认为毕竟是离婚案件，我就是不出抚养费，法院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我得知，在美国，如果离婚后一方拖欠抚养费的，对方只要到法院递交申请，拖欠抚养费一方就随时会面临拘留甚至监禁刑。个人认为，在离婚案件中，对那些拒不给付或恶意拖欠抚养费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借鉴经济案件执行过程中的相关经验，予以严惩，直至公诉判刑。


以上是本人对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费负担问题的几点浅见，工作经验所限，不是很成熟，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安国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