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的顽固毒瘤
——防止刑讯逼供的思想保障和制度保证

刘修辉

[内容摘要] 在人文社会中，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鉴于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从刑讯存在的思想和制度根源出发，作者分析了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并在防止刑讯逼供的思想保障和制度保证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希望大家从理论方面能够对刑讯有一个新的了解。
[关键词] 刑讯逼供；有罪推定；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押权分离。

前言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然而，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传媒报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有些甚至闹到死人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一）概述
1 、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根源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 ，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
（1）有罪推定思想的存在。有罪推定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1] （P237）“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 ，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2]（P231）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
（2）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3]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3）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办案急功近利，偷工减料思想作怪。
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些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想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活动的效率。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效率与公正两者谁最重要。我们要明白，迟来的正义是不能代替法律的公正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刑讯逼供的合理性也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这我想问一句：难道一个人犯了罪就丧失了起码的人身权了吗？如果是这样，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在？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其拒不交待或者不“如实交待”，那么这只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在审判量刑时给予考虑。如果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试想一下，如果代表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不按法办事，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遵守那些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呢？幸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做出很大的改进。目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就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他们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时，发给两份《告犯罪嫌疑人书》，上面有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义务，并且还有检察官必须遵守的3条纪律，以及上级和同级检察机关的举报电话。在侦查讯问完毕后，犯罪嫌疑人都要在这份“告知书”上签字，一份留在笔录，一份留给犯罪嫌疑人自己，以便其随时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项措施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如果公安部门也能够参照执行的话，那么刑讯逼供消失的那一天就不远了。
（4）上级领导的“铁案”和“限期破案”的压力。
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一个案件，没有多大影响的则罢，如果在当地有一点影响，上级有关领导和机关就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这个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那个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在几天之内破案。”其实，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想早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还社会以安宁。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却给司法办案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工作人员怕在他们限定的时间到来时，无法破案，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更有甚者，干脆找个替罪羔羊。使司法程序不在正义。
（5）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给刑讯逼供提供了群众基础。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其特定的群众基础的。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默契，那就是犯了错的人在惩罚面前是没有权利可讲的。所以犯法就当罚，而且要很严厉的惩罚。其实这也是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杀一儆百。当一个人被公安机关带去进行讯问，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就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犯了法。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和邻居们关系不错，大家就会说：“真看不出，他是这种人。”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就会议论：“活该，枪毙了最好。”
在人们的心中，就是如果你犯了罪，就该罚，你如果不承认你的犯罪事实，你就该打，因为“不打不招”嘛！更何况只有严厉的惩罚了罪犯，才能使那些没有犯罪或正准备犯罪的人一个前车之鉴，使他们畏惧法律的惩罚而不敢犯罪。其实这也在为刑讯逼供进行“施肥”。有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被刑讯逼供过，但由于他们的法律知识的缺乏，而不敢揭发。因为他们认为，刑讯逼供的人代表国家，你要揭发他就是揭发国家，没自己的好果子吃，干脆忍气吞声算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对刑讯逼供进行了培育。
2、刑讯逼供存在的制度根源
（1）《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权，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对此我却有几点疑问：“如实回答”的合法性我们姑且不论，在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该公约，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却依然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是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犯罪嫌疑人如果尽到“如实回答”义务，那么他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权利，但是犯罪嫌疑人有何权利法律并没有规定。此外，义务与惩罚也是相联系的，不履行义务，就必须进行惩罚，否则就是对其他履行义务个人的不公正，但是这种惩罚是什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进行刑讯逼供呢？谈到这，我就想起了香港警匪片里的一句常用语“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多文明的用语。
痛恨犯罪人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打不招是犯罪嫌疑人的普遍做法，只要有一线希望，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法律制裁的希望。这样，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旨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如实回答”义务很不合理。
（2）我国一直未明确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既然是无罪的 ，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实。”[4]（P36）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度在许多方面已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可是却没有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
（3）我国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故而其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但是这种对口供的偏爱，不但会鼓励和怂恿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工作惰性，办案时过分看重口供。面对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有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下联是“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横批是“打死我也不说”。[5]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对口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侦查人员不得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希望能够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但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因为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而这书面的口供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相反，侦查人员却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 、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里涉及了非法证据的取得问题，但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应该排除却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了立法上严禁刑讯逼供，而司法上却屡禁不止的局面。”[6]（P320）要从根本上否定一种证据，最好的效果就是规定其无效。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陈述，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也有同样规定。可是由于规定过于简单、含糊而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对刑讯逼供遏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4）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5）侦查活动未受监督。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有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对此进行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曾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6）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盛行的另外的原因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显得非常弱小，力量微薄，关键的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像没有侦押分离制度，没有录像制度，没有询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等，这些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是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发生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他们实施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或打击报复，也可能两者皆有。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的主观要件。
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
逼供的发生，主要表现在：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侦查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这也是学术界争论的“毒树之果是否能食”的话题。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刑讯逼供的发生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这我深有体会，我在湄潭检察院实习期间，所见到的没有一件案子是证人到庭的。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

(1993年12月21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1月21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按法办事，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行政执法权的工作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执法权的组织。

第三条　行政执法必须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工作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执法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监督、指导下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行政执法实行错案追究制度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赔偿制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执法工作，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行政执法工作。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法，有权向制定该文件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反映。

第二章　　行政机关执法职责

第九条　行政机关对于应由自身负责贯彻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正确、全面组织实施。

行政机关的首长对本机关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执行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十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行使行政执法权，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受委托者必须具有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二）受委托者必须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并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行使行政执法权；

（三）受委托者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给第三者。

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应办理书面委托手续，载明委托事项、权限、期限，并加盖委托机关的印章。

委托机关应对受委托者的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并承担委托执法的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对行政委托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下列申请：

（一）颁发证照；

（二）免除、改变法定义务；

（三）确认权利；

（四）保护人身权、财产权；

（五）其他依法提出的申请。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责权限，实施拘留、罚款、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

罚没款项的收缴、缴纳和上缴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测、抽查、抽验、检验、审验等行政监督检查，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以及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法律、法规的依据。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定由行政机关进行仲裁的争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仲裁时，应当做到合法、公正。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行政违法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程序合法，手续完备，处理恰当。

第十七条 在行政执法工作中，行政机关之间应当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互相监督。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同一事项需要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协同执法的，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密切协作。

行政机关之间因执法管辖权发生争议，由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协调或者由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管辖。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按有关规定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定期考核，经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执法。

第三章　行政机关执法程序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出示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标志或者执行此项公务的专用证明。不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依法及时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必须予以受理。受理申请后，应对申请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必要时应进行现场调查。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法律、法规没有时间规定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办理。依法不应当受理的，必须告知不受理的原因或有管辖权的机关。

申请事项属于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负有法定义务的行政机关获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依法需要保护，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监督检查，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方法；

（二）现场检查应作记录，并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阅核、签字；

（三）检查中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或个人隐私，依法应当保密的，不得擅自公开、泄露；

（四）检查中需要对物品进行抽样检测（验）的，应按国家和省规定的数量、频次和要求进行。需要留作核验的样品应登记、出具收据，确定留样期；留样期满应退还样品（正常损耗除外），并将抽样检测结果告知被检查者。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行政违法行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依照下列程序：

（一）登记立案。行政机关对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确认有违法事实，需要依法追究的，应当登记立案。

（二）调查取证。行政机关对已经立案的案件，应当组织两名以上人员调查取证。调查案件应当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法收集证据，必要时应当勘验现场。行政机关调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和协助。

（三）作出决定。行政机关经调查取证，对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应当听取当事人申辩。

（四）送达处理决定书。行政机关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应当将处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处理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同意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的决定，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履行义务的决定以及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的决定，都必须制作书面决定书，决定书应载明下列事项，并加盖行政机关的印章：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姓名（名称）、地址；

（二）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名称、地址；

（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及其理由和依据；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期限及受理机关的名称；

（五）作出决定的时间；

（六）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理行政违法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申请回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要求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其近亲属；

（二）办案人员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第二十六条　办案人员回避，由所在机关分管领导人决定；分管领导人回避和驳回回避申请的，由所在机关领导人集体决定。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需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复核的，法制机构应依法及时复核，并签署复核意见。

第二十八条　依法应当由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应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经法制机构审核，同级人民政府主管领导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和法定义务的，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时，负有法定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协助。

第四章　　行政执法监督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执法责任制实施情况定期进行评议。执法责任制评议情况，作为依法任免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重要条件。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同级人民政府违法或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做出撤销或部分撤销的决定，也可以责成同级人民政府自行纠正。人民政府自行纠正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映同级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违法，应对其是否违法进行审查，确认违法的，按前款规定处理。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现同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违法或者不适当，应建议同级人民政府在三十日内予以撤销或者纠正。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责成同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纠正，纠正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对其工作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应当实施监督。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对政府法制工作进行规划、协调、监督、服务。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二十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上级人民政府发现下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现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法或不适当，可以责成有关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在三十日内纠正，或者由人民政府自收到备案文件之日起六十日内予以撤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映规范性文件违法，经审查确属违法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实行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备案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七条　法律、法规、规章发布实施后，负责实施的部门应当制定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送实施方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同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责成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纠正，或者人民政府自获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予以撤销、纠正。

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及时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应当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受理；县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不受理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受理。

第四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并按规定的期限报送执行、纠正情况。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及聘请的行政执法监督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出示《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对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有权当场予以制止。被监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主动接受监督，如实提供情况，予以配合。

《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作。

对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请有关机关处理的，使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人民政府或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责成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一）拒绝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适当，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以行政执法权为本单位谋取私利的；

（五）不按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处理违法行政行为的；

（六）有其他违法行政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执法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自执法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责令书面检查，扣发奖金、停止上岗执法、不准升职升级、给予行政处分、注销执法证件、调离执法单位等：

（一）滥用职权、滥施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拒绝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四）对举报行政执法中的违法问题，或者对于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的；

（五）在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

（六）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的。

前款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追究执法违法人员责任的，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向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反映。

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后，应当责成执法违法人员所在单位限期处理或者直接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五条 行政监察机关及其他行政机关应当制定具体措施，及时依法查处执法违法的责任人员。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地区行政公署。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