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绝对付款合同”的担保性质

作者： 黄胜


摘要：项目融资作为近三四十年来发展较快的融资模式，深受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青睐。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其结构较传统的结构更为复杂，而项目融资中的担保结构直接关系着项目公司能否从银行处获得贷款。因此本文从项目融资中的绝对付款合同入手，把其和传统的买卖合同以及”提货与付款合同”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合同的担保性质；并且通过合同的具体条款和其他特点来分析该种货物或者服务买卖合同的担保性质；最后简要介绍该种合同在中国的实践情况。

关键词：项目融资 间接担保 绝对付款合同 提货与付款合同

一 项目融资中的绝对付款合同概述
（一）概述
项目融资作为资金融通的又一个全新的概念和独特方式，于近三四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长足发展。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项目融资就是利用项目的未来收益偿还建设项目所用的资金，而不是以项目投资者的全部资产作为偿还建设该项目所用资金来源。1借款人不再是项目的投资者，而是为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贷款人之所以甘冒如此大的风险，是因为其看重的是该项目的经济强度及将来所取得稳定的收益。在一个项目融资中,产品的销售非常重要，在实践中，由于项目的期限一般比较长，贷款人往往希望项目公司签订一个稳定的长期销售协议。因此，产品的销售合同代表着收益的来源，该合同必须保证能为项目公司带来足够多的收益,以此去偿还项目公司的债务和运营的成本费用。一般情况下,长期销售合同往往建立在绝对付款(take-or-pay)的基础上。2 绝对付款合同,又称“无货亦付款合同”，“或取或付合同”，3是指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买方承担按期根据规定的价格向卖方支付最低数量项目产品销售金额的义务，而不问事实上买方是否收到合同项下的产品。4可见，绝对付款合同的订立，实际上相当于购买人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到来时，向项目公司提供一笔确定金额的资金，使项目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按期偿还贷款，其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担保，并且是国际项目融资中特有的一种担保形式。这种销售合同最早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电厂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中,电力和某些特殊的矿产是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皆由国家垄断,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由于项目融资中的贷款人的追索权是有限的,贷款人往往希望获得更多的保证和尽可能避免市场风险.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财力有限,往往不愿意采用直接的担保方式,而是由购买者采用绝对付款合同这种间接担保的模式来提供担保,以此保证能吸引到外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绝对付款合同是国际项目融资中特有的担保形式.另外,项目融资之所以是国际项目融资中特有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利用这种合同形式,贷款人可以选择适用其认为合适的法律和争议的解决模式可以避免适用内国即发展中国家的法律,特别是物权担保所带来的不便利。
（二）绝对付款合同在项目融资中的重要性分析
由于项目融资中的项目一般是资本占用量大,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一般存在巨大的风险。项目融资的根本特征也就在于“风险分担”。从法律实务操作的层面看，项目融资的风险可以分为完工风险，运营风险，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项目不同阶段，而所谓的风险分担就是通过项目融资结构的设计，特别是通过项目担保结构的设计，在项目融资中众多的参与者之间分担项目融资中的巨大风险。项目融资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项目融资的生命线。5 在项目融资中，对于银行和其它债权人而言，项目融资的安全性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另一方面来自项目之外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担保。国际上成功的项目融资大部分都采取了担保。就绝对付款合同在复杂的项目融资结构中来看，其所起的就是间接担保的作用。这种间接担保的方式对购买方、贷款人和项目公司都有好处。首先，购买方之所以愿意采取这种交易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获得价格和质量比较稳定的产品和服务，另外一方面是基于财务上的考虑，因为，这类合同和协议的制定原则是在合同期内满足摊消债务的要求，其定价基础多是以项目产品的公平市场价格和品质标准作为依据，因而是一种正常的公平的商业交易。在国际通行会计准则中，间接担保不作为担保人的一种直接债务责任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承诺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购买项目产品或使用项目设施，不会为提供间接担保的购买人增加额外的财务负担。6 这种对公司资产负债表结构影响的考虑，是在工业国家以及一切市场经济的国家开展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公司资产负债表结构是否合理，对于一个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国际性的跨国公司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因为某一项目的债务并入总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之后造成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恶化，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影响公司的信用，公司的筹资能力，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价格，以及消弱该公司承受任何财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等。第二，贷款银行更是乐意接受这种合同,是因为实践中的有限追索权使得发起人更容易采取冒险和激进的经营行为,而在此种合同种,因为由购买者这个第三方来提供担保,大大降低了风险。7 另外能够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来收回贷款。第三，项目公司其实是绝对付款合同的最大受益者，其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间接担保而顺利地建立项目，并且可以减少直接担保的负担。
二、与其他合同形式的比较及其担保性质分析
（一）与传统贸易合同的比较
与传统得贸易合同相比，绝对付款合同最大得特点就是绝对性和无条件性。传统贸易合同是以买卖双方的对等交换为基础,即所谓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卖方交不出产品或者提供不了服务,买方是可以提出同时履行抗辩,解除其付款的义务,但是,在该种协议中,即使是出现由于项目毁灭，爆发战争，项目财产被没收或征用等与协议双方完全无关的绝对事件而导致项目公司不能交货，只要在协议中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项目产品的购买者仍须按合同规定付款。8“真正的，典型的或取或付合同规定的最低支付金额必须最少满足全部（或一部分）项目融资，运营和其它费用所需。重要的是‘无条件责任的规定’（hell－and－high water commitment）条款必须是明确的，而且或取或付合同是不可撤销的。”9可见，与传统的合同相比，买方在合同项下的支付义务是不可撤销的，买方未收到合同项下的产品，仍要履行其支付义务。另外，它是一种长期销售合同，且该协议的期限应该不短于项目融资的贷款期限，这也为其担保性提供了条件。
（二）与“提货与付款合同”的比较
“提货与付款合同”（take-and-pay agreement ）是指买方在取得货物后，即在项目产品交付或项目劳务实际提供后，买方才支付某一最低数量的产品或劳务的金额给卖方。在这种合同结构中，货款的支付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当项目公司实际生产出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买方才履行这种义务。所以，这种合同有时被称为“take－if－offered”合同。10
绝对付款合同和“提货与付款合同”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后者承担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付款责任，而只是承担在取得产品且产品符合合同的约定的条件下才履行协议确定的付款义务。第二 在合同产品的价格规定上，后者一般没有最低限价的规定，一旦出现产品价格长期过低的情况时，就有导致现金流量不足以支付项目的生产费用和偿还到期债务的可能。第三 两者对产品质量条款有所不同。对于前者，由于是无条件和绝对的，对于项目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质量条款的意义对其来说意义不大；而对于后者来说，合格的产品是其付款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不符合当初的质量约定，则购买者可以拒绝付款。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知，“提货与付款合同”能起到一定的担保作用，但是其所起到的担保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从贷款者来说，在担保的作用上明显逊于前者，出于对自己风险降低的考虑，在有些项目融资中，作为一种折中的办法，贷款者可能会要求项目投资者提供附加的资金缺额担保作为后者的补充。例如在某一个项目融资中，贷款银行提出的担保条件是：第一，项目的投资者要与项目公司签署一个项目产品的长期购买协议，按照市场价格购买该项目的全部产品（如果项目产品能够生产出来并运到工厂围墙外某一指定仓库的话）；第二，项目的投资者需要向项目公司提供一个最小净现金流量担保，保证在任何年度内只要生产出一吨产品，投资者就必须保证项目公司具有协议规定的净现金流量水平。第一条实质上是一个提货与付款协议，结合第二条来看，则会发现，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绝对付款合同，即保证了在任何产量条件下项目投资者都需要按正常生产水平付款，并且符合该种合同的基本原则，即保证项目公司在融资期间具有足够偿还贷款和维持正常生产的现金流量。“当然，如果一个经济强度较高的项目并且其项目经理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记录，即使只有提货与付款合同作为一种间接担保，也可以构成贷款银行所能接受的项目信用保证结构。”11
三 从合同具体条款分析其担保性质
绝对付款合同最重要的目的是尽量在多方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风险，其功能的定位使得这种买卖合同条款与传统的买卖合同条款有很大的差异，也正是这些特别的条款赋予了该合同的担保性质。以下就分别探讨这些特殊的条款及其相应的担保作用。
首先，减免责任条款和禁止抵消条款。为了保证绝对付款合同的合法有效，防止购买人援引某项法律原则排除其绝对付款的义务，合同中必须具备排除项目公司实际交货责任的条款，并且合同中具有很多尽量避免或减少项目公司责任的条款，（1）例如，在合同中尽量减少加在项目公司身上的明示义务，即规定购买人支付货款的对价不是取得现实的货物或者服务，而是拥有取得货物或服务的期望，而项目公司并不保证购买人的这种期望一定能够实现，购买人支付货款也非以这种期望的实现——实际取得货物或者服务为条件，因此，即使该期望最终未能实现，也不影响购买人支付约定金额的货款的义务；（2）合同条款中一般有排除默示义务的条款，如排除所交付的货物符合某种质量标准的默示义务，因为这些义务若不以明示的方式排除，则日后可能就因为没有明示排除而推定为默示的义务；（3）在合同中一般有排除项目公司根本违约的责任，一方的根本违约往往成为另一方解约的理由，如卖方未能按期交货，在一般合同中通常被认为根本违约，并成为购买人解除合同，免除付款义务的理由，一般会把“未能交货”排除在根本违约之外；（4）另外，基于担保作用的出发点，合同条款一般会有关于抵消的特殊约定，即绝对付款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不能被抵消，购买人不得以其对项目公司的债权来抵消其依绝对付款合同所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这样的合意就保证了贷款人能够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来收回贷款。
第二，合同转让条款“为了保证贷款人权利能够切实的得到实现，或取或付合同项下的权利通常被转让给贷款人。贷款人因此获得了该合同规定的对或取或付有关责任方的直接权利。”12但是，有些国家的银行不得从事非银行商业交易，因此，一般会由银行指定的收益人来受让该合同项下的权利。另外一种做法是:销售货款并不是直接给项目公司,而是寄存在作为第三方的信托帐户上,先偿还完贷款人的债务后,剩下的再还给项目公司。合同权利转让条款直接关系到贷款人能否取得货款，因此实践中贷款人受让项目公司的权利起着很重要的担保作用。
第三，绝对付款合同的买方可以是项目的发起人，13 也可以是其他与项目有关的第三方担保人，卖方则是项目公司。但是，在项目产品的购买者中，应至少有一个是项目的发起人。出于对购买方的保护，项目文件经常给予购买方一定的权利来防范项目失败的风险，如绝对付款合同可能规定，如果项目公司没能维持令人满意的生产水平，购买方有权接管项目。这对于贷款人来说也是一种间接的担保方式。
第四，产品价格确定条款的担保作用。 在实践中，产品的价格确定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完全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制定价格公式，并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其仅适合于具有统一国际市场定价标准的产品，如铜，石油，铝等。该方式以公认的定价方式可以减少合同履行中的争议；第二种是，采取固定价格的定价公式，其基本的意义在于保证项目公司具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生产成本和偿还贷款；第三种是采取实际成本加固定收益的定价模式，这种形式中，成本是变化的，而收益是固定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的方式是贷款银行比较乐意接受的，因为其大大降低了银行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但是，银行也不会忽视通货膨胀的因素，一般会有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来降低其风险。14至于第一种方式，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基础的间接担保并不能够完全满足贷款银行对项目市场风险的最低要求，这时贷款银行就可能要求间接担保人提供对项目价格的市场支持，即在商业合同中设定最低价格条款，当实际价格低于最低价格时，项目担保人就需要支付其差额。这种类型的项目担保实质上是一种直接担保和间接担保的“杂交”。在正常情况下，项目担保属于间接担保，在特殊情况下，项目担保就变成一种直接担保，因为项目担保人承担了直接的债务责任。15“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政府对基础产品会有定价,例如,电力的价格。”16在此种情形下的价格,合同的价格直接受国家定的价格的影响,如果政府的定价导致项目公司获得的现金流不能满足偿还贷款和支付正常经营的开支的时候,贷款方会要求购买者提供差价补足的承诺。另外,也有可能要求发起人提供资金的补足义务。
第五，合同中购买的数量一般不低于项目达到设计生产指标时的产量，产品数量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合同期内采用固定的总数量，只要按照预测的合同价格所得到的现金流能满足生产成本和偿还贷款，对于剩余产品，项目公司可以另行出售；另一种是项目公司生产的所有产品都须购买，不论其生产数量在贷款期间是否发生变化。最低购买数量和价格的确定就为贷款人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提供了法律条件。
第六，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和法律适用条款。在跨国的项目融资合同中，为了避免当地司法可能的不公正，一般会选择中立的和有约束的仲裁委员会，在适用的规则上，一般考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当然，使用的仲裁规则由参与方谈判确定。东道国政府一般愿意接受UNCITRAL规则，但是很多亚洲的项目使用伦敦国际仲裁法院（LCIA）,国际商会（ICC）或者投资争端国际仲裁中心（ICSID）的仲裁规则。17
总之，上面所列的特殊条款共同地赋予一个购买合同担保的性质，项目贷款人凭借上列条款获得了一个间接的担保，担保人是项目产品的购买人。
四 绝对付款合同在中国的实践
在我国，利用绝对付款合同提供的间接担保成功的案例比较多，典型案例是河北省唐山赛德2x5万千瓦燃煤热电项目和山东华能日照发电厂项目。尽管没有相关的纠纷产生，但是，有学者质疑这种合同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无效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的项目融资中，贷款人担心中国司法环境会对其不利，而中国又需要国外的贷款，当事人往往选择外国的法律和比较知名的仲裁机构来处理纠纷，18因此，其中就没有中国合同法适用的余地，就谈不上是否违反中国合同法的问题。我国法律并没有限制当事人之间对仲裁机构的选择，仲裁机构完全有权力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来判断合同的效力。另外，此类案件又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专属管辖的范围，因此，当事人合意选择在外国法院诉讼并不违反中国法的规定，这样就排除了我国法院的管辖权，从而从根本上就限制了我国法律适用的机会。从国外的实践来看，由于绝对付款合同是在当事人之间完全合意的条件下达成的，只要不违反强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一般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承认这种合同形式的效力，并且其在项目融资中的间接担保地位也获得了认可。


注释：
1美国金融会计标准局（FASB）把项目融资定义为：“一种重要资本项目融资贷款人主要关注的是作为还款来源的项目现金流量和收益以及作为贷款担保的项目资产价值。项目公司的一般信用通常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该公司没有其他资产和贷款。”引自Peter K Nevitt, Frank Fabozzi: project financing ,sixth edition p3 Euromoney Publication PLC,1995
2“Frequently, offtake agreements are structured on a ‘take-or-pay’ basis, which means that the offtaker is obligated to pay for product on a regular basis whether or not the offtaker actually takes the product unless the product is unavailable due to a default by the project company. ”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Finance by Leslie E. Sherman http://www.constructionweblinks.com June 3, 2002
3国内的学者对该种协议的翻译和称谓各不相同，例如，在彼得.内维特的《项目筹资》中，译者把其译为“无货亦付款合同”;在Clifford Chance 法律公司著的《项目融资》中，译者把其译为“或取或付合同”；在张极井著的《项目融资》中，作者把其成为“无论提货与否均需付款”合同。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反映的内容都是一致的，笔者认为用“绝对付款合同”能直接表明合同的本质，且较为简洁明了，因此，下文中，除索引外，使用“绝对付款合同”这一叫法。
4《项目融资》任淮秀 主编 2004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165
5Peter K Nevitt,Frank Fabozzi: project finacing ,sixth edition p255 Euromoney Pubkication PLC,1995。
6例如美国金融会计标准局（FASB）1981年《规则》第47条规定，企业不必把绝对付款义务反映于资产负债表中。Brain Terr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nvestment,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Bankers,1990 .
7 Scott LHoffman: the Law and Business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 Finan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22 1998
8《项目融资》 张极井 著 中信出版社 1997年 P336
9 Clifford Chance 法律公司著 龚辉宏译 ：《项目融资》，华夏出版社1997年，P90
10《项目融资》任淮秀 主编 2004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166。
11《项目融资》 张极井 著 中信出版社 1997年 P337
12 Clifford Chance 法律公司著 龚辉宏译 ：《项目融资》，华夏出版社1997年，P90页
13 由于项目投资者同时具有产品购买者和项目公司所有人的双重身份，所以贷款银行在项目融资结构中通常设有受托管理人或融资经理，由其代表银行独立监管项目公司的资金使用以确保项目融资结构的平稳运行。
14价格调整所依据的原则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国家为消费价格指数,即CPI），项目所在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指标，价格变动指数，与项目生产密切联系的几种主要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指数，以及质量变化所引起的价格调整参数
15张极井 《项目融资》1997 中信出版社 P318
民事责任制度与证券法宗旨的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 ?


　　已经实施两年的证券法，在维持证券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隐含的一些制度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近期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事件，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受损害的投资者却未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其原因就在于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如何完善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成为当前证券法研究的重点。敬请关注——

　　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必须完善

　　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展开讨论：一个是技术层面上的，就是从立法技术角度研究如何建构民事责任制度，例如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性质如何界定，证券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如何确定，更为具体的，是研究证券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怎样计算，具体的诉讼制度如何设定等等。另一个是观念层面上的，就是在立法理念上研究和讨论证券法为什么要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民事责任制度在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证券法上规定的民事责任制度要达到何种法律效果等等。这两个层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并且立法理念上的认识与选择会决定立法技术上的选择与运用。

　　但当前有关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制度的一些讨论中，似乎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现行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上的欠缺，仅仅是立法技术上的原因所导致的，而且立法技术上的欠缺主要是证券立法经验欠缺所导致的，毕竟我国证券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较短，而证券法又是建国以来第一部调整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法律。这一前提导出的结论是：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备化，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方面的任务。

　　虽然现行证券法对民事责任制度有所规定，但有关民事责任的规范往往只起到宣言的作用，在实务中难以实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在技术上存在严重欠缺，并且这种欠缺难以通过适用民法一般规则或运用司法解释来弥补。例如，证券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发行人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但证券法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行为的归责原则并无明确规定。我国民法以过错责任为原则，承担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形须由法律特别规定，在证券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证券纠纷案件时，是不能自行适用无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的。再如，对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受害人只能通过推定的方法予以确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结果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只能通过推定的方法予以确定。在证券法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推定制度时，法院在审判相关案件时就不能自行采取这些推定方法。可见，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在技术上有特殊性，如果不在技术层面上完善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公正有效地处理证券纠纷案件的。

　　尽管如此，有一个疑问还是难以打消的：民事责任制度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信息时代的信息交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弥补经验欠缺或者说是可以缩短经验的形成过程，但证券法何以对民事责任制度规定得如此简略以致其不具有起码的操作性？我们还应该在立法理念上寻找一下原因。

　　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证券法为实现其宗旨所建构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实际上是一个纠察式的监管体制，就是行政权力主导下并发挥全面监控作用的市场监管机制。证券法“法律责任”一章共３６条，几乎每一条都与行政责任有关，其中绝大多数是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证券法几乎对每一种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行政责任。证券法上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相当之多，包括：警告；罚款；责令停止发行；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所募资金；没收非法所得；予以取缔；责令停业；取消从业资格；取消业务许可等。实务中又有一些新发展，如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等。在纠察式的监管体制下，实现证券法宗旨的机制是：通过对具体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使其不敢或者无力再进行违法行为，同时对其他市场主体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从而实现证券市场的整体公正和整体秩序。这种机制是用一般性保护实现或替代个别性保护，用行政权力统治市场，客观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机制的介入和投资者对证券法的主动运用。在纠察式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中，证券法实质上是一个证券市场上的“治安管理条例”，证券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实际上在起市场警察的作用。按照这种模式的建构理念，既然警察已经把市场秩序维持得很好，既然证券市场的整体公正已经建立，那么对待具体投资者的个别公正就已不在话下了。

　　纠察式的监管体制确有其不可替代的效用，但要成为证券市场上惟一有效的监管力量时，就必须存在这样一些假设条件：对于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基本上能够被监管者所发现；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总是积极负责，像关心自己利益一样关心投资者权益；监管者有足够的力量对证券市场上的行为实施普遍监管，能够根据证券市场监管的需要随时增减其监管力量，而不受财政预算和人事制度的约束，并且证券市场总是能够负担任何庞大的行政监管机构等等。但现实却告诉我们，行政力量主导下的监管虽然是有效的，但却是有限的，因为上述条件不可能得到充分满足。以纠察式的市场监管体制为核心的证券法，基本上只是国家监管证券市场的工具和监管机构的执法依据。可是对违法者给予行政处罚，只是惩罚了违法者，对于具体受侵害的投资者权益，却未能给予救济和保护。而投资者实际上很难运用证券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证券法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上看，可诉性是把证券法交给投资者的必要制度措施。欠缺投资者主动参与的监管机制，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如果我们仍然仅仅满足于一个纠察式的证券市场监管机制，那么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就会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有关民事责任制度的任何技术层次的改进，都不可能达到应有的制度效果。

　　民事责任制度在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中的作用

　　依据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制度的实施机制，当发生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事件时，由投资者主动提出保护其权益的诉求，由司法机关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对特定投资者主动提起的权益保护诉求进行审判，通过支持投资者的合法诉求以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一机制融入证券法实施机制中，实质上就是通过个案公正实现法律公正，通过支持个别投资者的合法诉求实现证券市场的整体秩序，通过维护个别交易的公正性实现证券市场总体交易的公正性，通过投资者的主动参与实现证券市场的民主性和法治化。因此，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制度在实现证券法宗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机制和作用。

　　１．填补损害的作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使权益受损害的投资者得到赔偿，这是民事责任制度保护具体投资者的直接作用，是实现证券法宗旨的必不可少的具体措施。民事责任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受损害的投资者得到救济，这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制度所不具有的机能。

　　２．阻吓违法行为的作用。即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使其失去违法获取的利益，并对其他意欲实施违法行为的人起到警示作用。例如，在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受害人范围及其损失结果实行推定的情况下，适格受害人的损失总额通常会超过内幕交易者的实际获利数额，内幕交易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对受害人有补偿作用，同时对内幕交易者有惩罚作用。

　　３．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民事责任机制的动力来自于投资者对自己权益的关心，投资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能够主动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监管的主动性，并可弥补行政监管机构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降低证券市场监管成本。

　　４．发现违法行为的作用。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如内幕交易等）通常是很隐蔽的，不易被外界发现。投资者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会对相关交易给予持续关注。投资者的身份具有广泛性，例如，有的投资者也是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可以对各类人员的交易活动进行广泛的监督。通过投资者向侵害自己利益的人追究民事责任，可以及早发现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

　　５．民事责任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公开性。如果发生了侵害投资者权益的事件，而投资者选择民事诉讼程序维护其权益时，该事件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就已经向社会公开，这会提高社会监督效果。

　　６．弥补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本身的不足。在民事责任制度中，可以实行连带责任，实行过错推定和损害结果推定等，便于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有利于维护投资者权益。而行政责任则不能是连带责任，追究行政责任时对违法行为的损害结果等不能推定。可见，在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场合，并不必然地承担行政责任。因此，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有人认为，由于证券市场活动的特殊性，在涉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案件的处理实务中，只有证券监管机构对行为违法性已作认定时，法院才能据此判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实际上混淆了民事责任制度和行政责任制度在实施机制上的区别性，并且不恰当地将民事责任追究机制依附于行政责任追究机制。

　　７．扩大司法介入的程度。证券法实施两年来，法院受理的证券纠纷案件中，以股民和券商之间的纠纷较多，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合同纠纷，基本上适用合同法；而对于证券发行和交易中特有的民事纠纷，如虚假信息纠纷、内幕交易纠纷和操纵市场纠纷等，法院受理的较少，原因就在于解决后一类纠纷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只有在立法上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才能在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中扩大司法介入的程度，才能充分利用司法程序的公开性、系统性和公正性。

　　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制度的建构原则

　　民事责任制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但不同法律上民事责任制度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只有把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机制作为制度目标，确定适当的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建构原则，才能在设计具体的民事责任法律规范时，作出适当的技术选择。

　　１．确定性原则。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首先要具有确定性，这是有效实施民事责任制度的先决条件。现行证券法为数不多的民事责任规范却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例如，对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披露虚假信息的民事责任，证券法未规定其归责原则；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什么是“负有责任的部分”，证券法语焉不详；实施内幕交易行为和操纵市场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证券法也未予明确。这些势必导致制度的不能实施，或者实施上的不一致性。因此，证券法应当将民事责任制度确定化，明确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事由、归责原则及免责事由等。

　　２．合理性原则。在证券法当中，许多制度是对民法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定的变通运用，其根据是这些变通运用在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证券市场公正性方面具有合理性。在完善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方面亦要贯彻这种合理性，在市场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寻求合理平衡。例如，公众投资者很难了解信息公开的操作过程，证券法应当对发行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虚假披露信息行为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再如，内幕交易的相对人很难确定，但内幕交易行为不仅侵害了直接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也侵害了市场上所有作相反交易的投资者利益，因此，证券法应规定对内幕交易的受害人范围实行推定，对内幕交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

　　３．系统性原则。证券法中要系统规定民事责任制度，要分别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民事责任、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操纵行情的民事责任和欺诈客户的民事责任等。同时要注意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制度协调性和可选择性。例如，发行人虚假披露信息，这在证券发行认购关系上，发行人对认购者构成了违约责任；如果认购者已经持有发行人原先发行的证券，发行人同时又构成侵权责任；对于认购者以外的投资者来说，发行人构成的也是侵权责任。另外，要注意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民事责任制度的协调。有人担心，投资者追究上市公司的民事责任，在上市公司向投资者的赔偿中，实际上也包括投资者自己的份额。这实际上是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法律问题，但也提出了公司法和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应当协调的问题。例如，在虚假信息案件中，如果上市公司向投资者依法赔偿后，该公司可以追究有关董事、监事和经理等的民事责任，股东也可以在符合条件时提起代表诉讼。如果公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与证券法不相协调，当然会影响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实施效果。

　　４．可预测性原则。法律如果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以主动维护自己权益的制度，就应当是一个投资者经过理性分析后可以预测制度运用结果的制度，因此，必须增强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实施上的可预测性，以鼓励和保障投资者合理适当地运用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例如，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受害人范围实行推定制度，可以方便投资者判断自己是否为适格原告人；对损害结果实行推定制度并明确规定损失的确定标准和计算方法，对举证责任的合理安排，都可提高投资者对民事诉讼结果的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