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楼梦》中的相关法律/王其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7 11: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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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再定位
在从面上描述《红楼梦》的法律世界之前，有必要细究一下其背景时代到底是明是清。
清人谈迁谓“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是说清初立法并未真正贯彻“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只简单抄袭《大明律集解附例》。尽管如此，历经四次大的修律活动，以及律文基本定型后的定期增修附例，清代的法律制度从照抄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定特色。所以，为了能对红楼世界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法制认知，相较于“明清法制”的笼统说法，自以分而别之为宜。
判断红楼世界是明是清，或依“假托前朝，借古讽今”的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或依小说中人物的服饰、饮食、口语等，种种证据不一而足。这里仅就薛蟠系列杀人案，提出两点法制史上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五级审制度。薛蟠杀张三一案，经太平县初审定性为过失杀人后，行文上报。在第九十一回中，薛蟠寄信给薛姨妈说明进度：“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在第九十九回中，又有刑部题本，“据京营节度使咨称……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由县而府而道而节度而刑部，无疑是五级审制度，这是清朝在司法制度上分别于明朝的特色之一。至于以“道”指代“提刑按察使司”，以“节度”指代“总督巡抚”，正是“假托前朝”的小说家手法。
第二个证据是讼师状况。讼师兴起于明朝中下叶，他们精通法律条文，除了代人写状子外，在明末还可以到公堂上代人发言。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为此在书信中抱怨：两造讼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他简直不知该如何断案。
满清入关后，对讼师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尤以乾嘉期间为最。严治讼师定例禁止任何人代写状子或提供过堂建议，并将积惯讼师视为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来定罪量刑，“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薛蟠杀冯渊一案，未见讼师踪影；而薛蟠杀张三一案，讼师“好先生”也只是收银子出主意，不见捉刀代笔之举，更遑论代人发言了。这恰可作为间接证据，佐证第一个直接证据。
司法不分权
钱穆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有一结论，“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清代是满族的集体专政，以皇帝为权力行使代表。因一切权力皆可归结为皇帝这一符号，投射于其背后的满族政权，是以并无权力分立一说。在司法权外部，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以行政兼理司法，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在司法权内部，地方行政官员不仅要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要主持勘查、讯问和缉捕罪犯。
司法外部不独立，内部不分权，某一审级上竟无同级权力相互监督制约，只能寄望于官员的道德自制，腐败之后果避无可避。于是《红楼梦》中有应天知府贾雨村徇情枉法，乱判葫芦案；太平知县受贿枉法，翻掌之间颠倒黑白。哪怕是不同审级上的监督，也起不到实质上的作用，腐败成本与收益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刑部否决了太平知县的误伤定性，最终认定薛蟠斗杀张三，那太平知县“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呢？”
现代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分权经验，按国情设计了精密的司法制衡制度，并不断改进发展，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在每一件具体的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如刑事司法权，因关乎个人自由、生命等重大权利，故被细分为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又如法院内部的司法鉴定机构，从自己接受委托到委托社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貌似一个不起眼的细微转变，却反映了法院自我改革的探索。
法官不专业
清代沿袭前朝体制，尽管地方官员首要职责是行政，但他同时也是司法的第一责任人，因此，通晓法律成为官员履职的基本要求。《大清律例·吏律》要求官员能够“讲读律令”，即熟读律例，讲明律意。然而，科举考试早已取消了法律方面的内容，无此刚性约束，“讲读律令”之考核条目形同具文。
应天知府贾雨村和太平知县经由科举正途出身，做官前学的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做官后又无强制性的法律考核要求，也难怪他们在审案中表现得不够专业。相形之下，太平知县似乎比贾雨村表现得要稍微专业一点。毕竟贾雨村丢官又得官，两次为官时间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太平知县多了几年的社会历练和司法实务经验，坐堂问案的卖相自然要好看些。却也限于好看些罢了，内里则仍不外是那么回事，好比墙上画大饼——中看不中吃。
今天的中国法院，法官的专业化已成常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自2002年正式施行后，要想成为法官，无论是否法科出身，均需通过司法考试。跨过了这一门槛，一般还需经过见习法官阶段的实务训练，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往小里说，这是法律行业专业性的正当体现；往大里说，这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人物不自由
人物的命运是具象化的。读者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可能经由具象化的阅读体验去理解法律的一般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苏力说：“法律与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品“千红一窟”茶，饮“万艳同杯”酒，实系作者曹雪芹自述《红楼梦》主旨。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卷入薛蟠杀冯渊一案的甄英莲，收录于“金陵十二钗副册”，当然是这一出大悲剧中的重要角色。
薛蟠指使众豪奴打杀了冯渊，强行买走甄英莲，改名香菱，收为侍妾。清代以前，男子置妾有一定限制，如《大明律·户律》规定，“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听娶妾。”清乾隆五年废除该规定后，男子纳妾再无限制。因纳妾不成礼，妾与夫主的关系并非婚姻关系，而构成实质上的契约关系。既基于买卖或赠与等契约成为夫主的私有财产，便绝无独立的人格自由可言。妾的地位极其低下，身受夫主与嫡妻的双重支配，似奴非奴，似主非主，而更近于奴。
香菱的命运判词为“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前两句说她三岁被拐，十几岁被强买为妾，后两句说她在薛蟠迎娶夏金桂为妻后，除受夫主支配外，又加一重嫡妻的支配，竟而被凌辱虐待致死。
高鹗的续书改写了她的命运，在第一百二十回，薛姨妈抓住皇帝大赦天下的机会，各处借贷，凑齐了赎罪银两到刑部赎出薛蟠，问他，“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你媳妇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我便算他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答应。这一刻，香菱完全具备了被扶为正室的三个条件，其一是夫主的嫡妻已亡故，其二是侍妾本人的品德才能获得夫主家认可，其三是夫主或公婆有意将侍妾扶正。香菱偶然成为正室，倒有了一丝修成正果的意味。惜乎地位虽升，由妾而妻，却仍要以夫为纲，三从四德，到底不得自由。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在从面上描述《红楼梦》的法律世界之前，有必要细究一下其背景时代到底是明是清。
清人谈迁谓“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是说清初立法并未真正贯彻“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只简单抄袭《大明律集解附例》。尽管如此，历经四次大的修律活动，以及律文基本定型后的定期增修附例，清代的法律制度从照抄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定特色。所以，为了能对红楼世界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法制认知，相较于“明清法制”的笼统说法，自以分而别之为宜。
判断红楼世界是明是清，或依“假托前朝，借古讽今”的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或依小说中人物的服饰、饮食、口语等，种种证据不一而足。这里仅就薛蟠系列杀人案，提出两点法制史上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五级审制度。薛蟠杀张三一案，经太平县初审定性为过失杀人后，行文上报。在第九十一回中，薛蟠寄信给薛姨妈说明进度：“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在第九十九回中，又有刑部题本，“据京营节度使咨称……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由县而府而道而节度而刑部，无疑是五级审制度，这是清朝在司法制度上分别于明朝的特色之一。至于以“道”指代“提刑按察使司”，以“节度”指代“总督巡抚”，正是“假托前朝”的小说家手法。
第二个证据是讼师状况。讼师兴起于明朝中下叶，他们精通法律条文，除了代人写状子外，在明末还可以到公堂上代人发言。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为此在书信中抱怨：两造讼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他简直不知该如何断案。
满清入关后，对讼师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尤以乾嘉期间为最。严治讼师定例禁止任何人代写状子或提供过堂建议，并将积惯讼师视为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来定罪量刑，“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薛蟠杀冯渊一案，未见讼师踪影；而薛蟠杀张三一案，讼师“好先生”也只是收银子出主意，不见捉刀代笔之举，更遑论代人发言了。这恰可作为间接证据，佐证第一个直接证据。
司法不分权
钱穆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有一结论，“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清代是满族的集体专政，以皇帝为权力行使代表。因一切权力皆可归结为皇帝这一符号，投射于其背后的满族政权，是以并无权力分立一说。在司法权外部，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以行政兼理司法，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在司法权内部，地方行政官员不仅要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要主持勘查、讯问和缉捕罪犯。
司法外部不独立，内部不分权，某一审级上竟无同级权力相互监督制约，只能寄望于官员的道德自制，腐败之后果避无可避。于是《红楼梦》中有应天知府贾雨村徇情枉法，乱判葫芦案；太平知县受贿枉法，翻掌之间颠倒黑白。哪怕是不同审级上的监督，也起不到实质上的作用，腐败成本与收益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刑部否决了太平知县的误伤定性，最终认定薛蟠斗杀张三，那太平知县“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呢？”
现代中国借鉴了西方的分权经验，按国情设计了精密的司法制衡制度，并不断改进发展，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在每一件具体的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如刑事司法权，因关乎个人自由、生命等重大权利，故被细分为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分别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又如法院内部的司法鉴定机构，从自己接受委托到委托社会机构开展鉴定工作，貌似一个不起眼的细微转变，却反映了法院自我改革的探索。
法官不专业
清代沿袭前朝体制，尽管地方官员首要职责是行政，但他同时也是司法的第一责任人，因此，通晓法律成为官员履职的基本要求。《大清律例·吏律》要求官员能够“讲读律令”，即熟读律例，讲明律意。然而，科举考试早已取消了法律方面的内容，无此刚性约束，“讲读律令”之考核条目形同具文。
应天知府贾雨村和太平知县经由科举正途出身，做官前学的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做官后又无强制性的法律考核要求，也难怪他们在审案中表现得不够专业。相形之下，太平知县似乎比贾雨村表现得要稍微专业一点。毕竟贾雨村丢官又得官，两次为官时间加起来不过一年左右，太平知县多了几年的社会历练和司法实务经验，坐堂问案的卖相自然要好看些。却也限于好看些罢了，内里则仍不外是那么回事，好比墙上画大饼——中看不中吃。
今天的中国法院，法官的专业化已成常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自2002年正式施行后，要想成为法官，无论是否法科出身，均需通过司法考试。跨过了这一门槛，一般还需经过见习法官阶段的实务训练，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往小里说，这是法律行业专业性的正当体现；往大里说，这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人物不自由
人物的命运是具象化的。读者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可能经由具象化的阅读体验去理解法律的一般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苏力说：“法律与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品“千红一窟”茶，饮“万艳同杯”酒，实系作者曹雪芹自述《红楼梦》主旨。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卷入薛蟠杀冯渊一案的甄英莲，收录于“金陵十二钗副册”，当然是这一出大悲剧中的重要角色。
薛蟠指使众豪奴打杀了冯渊，强行买走甄英莲，改名香菱，收为侍妾。清代以前，男子置妾有一定限制，如《大明律·户律》规定，“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听娶妾。”清乾隆五年废除该规定后，男子纳妾再无限制。因纳妾不成礼，妾与夫主的关系并非婚姻关系，而构成实质上的契约关系。既基于买卖或赠与等契约成为夫主的私有财产，便绝无独立的人格自由可言。妾的地位极其低下，身受夫主与嫡妻的双重支配，似奴非奴，似主非主，而更近于奴。
香菱的命运判词为“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前两句说她三岁被拐，十几岁被强买为妾，后两句说她在薛蟠迎娶夏金桂为妻后，除受夫主支配外，又加一重嫡妻的支配，竟而被凌辱虐待致死。
高鹗的续书改写了她的命运，在第一百二十回，薛姨妈抓住皇帝大赦天下的机会，各处借贷，凑齐了赎罪银两到刑部赎出薛蟠，问他，“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你媳妇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我便算他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答应。这一刻，香菱完全具备了被扶为正室的三个条件，其一是夫主的嫡妻已亡故，其二是侍妾本人的品德才能获得夫主家认可，其三是夫主或公婆有意将侍妾扶正。香菱偶然成为正室，倒有了一丝修成正果的意味。惜乎地位虽升，由妾而妻，却仍要以夫为纲，三从四德，到底不得自由。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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