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奚晓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2:02:33   浏览:929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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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奚晓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商事纠纷案件中也有所体现。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民商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颁布和修改也在持续进行,商事审判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下面,我仅就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反映较多的法律适用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担保物权的实现问题

1.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问题。人民法院对于担保物权实现案件的审查,在性质上,属于“形式审查”,主要审查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是否成就,包括担保物权是否有效成立、主债务履行期是否届满、担保物权的实现是否受到限制等。经审查后发现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其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且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被申请人仅笼统提出或表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异议,以防止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被申请人提出合理异议,经审查成立的,可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申请人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在审查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可依职权启动听证程序,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庭接受询问。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属于特别程序,不适用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查过程中自愿和解,可由申请人提出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2.关于担保权利并存的问题。人保和物保并存的担保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应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但应注意审查当事人对物保和人保的实现顺序有无特别约定,如果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的,应裁定驳回申请。对于同一财产上设有多个担保物权的,如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但应当以保障先顺位的担保物权为前提。

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因立法较为原则,实践中遇到问题在所难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们鼓励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避免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或拒绝受理的情形发生,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

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近年来,各地法院对民间借贷的问题反映比较突出。但严格说,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概念。对“民间借贷”这一概念的范围,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的理解并不一致。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此类案件是指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而金融监管部门所掌握的标准是,凡商业银行金融借贷以外的借款合同纠纷均属于民间借贷。其中,既包括自然人之间的生活消费性借贷,也包括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就企业间的借贷而言,既包括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与企业间的借贷,也包括不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在商事审判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应当区别认定不同借贷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但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在无效后果的处理上,因借贷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借款人在返还借款本金的同时,应当参照当地的同期同类贷款平均利率的标准,同时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的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当地同期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水平确定。借贷双方对本金与利息的偿还顺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计算。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又约定了逾期利率的,借款人可以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借款人向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借款,在合同约定的利息之外,同时约定了其他合理费用的,应予保护,但总额一般也应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今后央行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在此背景下,我们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也将做出调整。鉴于各地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较多,这里是否可以考虑以当地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同期同类贷款的平均利率作为四倍的参照值,可进一步研究论证。


三、关于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问题

1.关于适用条件。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应予强调的是,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人格否认是公司制度的例外。因此,要从严掌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在实体上,须同时具备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避免因滥用该制度而动摇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基石。

2.关于人格混同的认定与举证责任的分配。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事混同、住所混同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对上述事实,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人公司除外。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但因公司经营情况的证据由公司掌握而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进一步证明是否存在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举证责任由公司或股东承担。

3.关于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与横向否认。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公司股东。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公司与股东人格不分,由此导致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因关联公司之间人格不分,导致公司债权人要求该公司的关联公司也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对于这些案件,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有争议。在学理上,因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进而由股东为公司之债负连带责任的模式,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顺向否认。股东的债权人诉请公司对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公司的债权人诉请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则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严格地说,只有顺向否认的模式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但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是否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可在今后审判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总结。


四、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分类问题

现行破产法制度下,破产管理人的指定原则上采取随机方式。但实践表明,完全随机地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并非均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审理。从审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探索对管理人的分类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在随机指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专业能力、职业操守、勤勉程度、履职情况等考核指标,确定管理人的等级;与此相对应,可以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标的额的大小,将破产案件分为重大复杂破产案件、普通破产案件、小额破产案件等类别,据此确定不同管理人的不同办案资质。这样既能使职业能力尚不能满足破产管理工作需要的管理人通过办理一些案情简单、财产较少的小额破产案件来积累经验,同时也对办理重大复杂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还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综合管理人队伍的专业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对管理人实行晋级和降级管理。从已有的地方法院实践看,管理人的分级管理有利于促进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有利于改进和完善管理人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人制度的运行效能,值得推广。


(本文选自奚晓明在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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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教授和《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

宋飞


内容提要:本文先介绍了写作缘由,接着描述了笔者眼中的徐国栋教授及其学术观点,再向大家重点介绍徐教授的新作《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四大写作特点,然后简单对该书做了一个导读,谈谈自己对这些文章的理解,一些地方也进行了简单评价,最后指出了该书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希望更多读到《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的读者们批评指正!

关键字:徐国栋;罗马法;现代意识形态


目录

一、 写作缘由
二、 我眼中的徐国栋教授
三、 《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写作特点
四、 《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内容导读
五、 该书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一、写作缘由

  自从去年12月8日收到厦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寄来的徐国栋教授新作《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一书后,花了近1个月时间将其粗略地读了一遍。之所以提起笔来写这篇读后感,原因有二:一是此书反响的确不错,正如网友yyinhong所说的:“相当不错的一本书,对研究罗马法与现代民法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yuqsh2002所说的:“老徐的罗马法论文集,虽然很多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但结集出版确实有益于整体思考老徐的研究理路。个人认为,不论在民法领域,还是罗马法领域,老徐都是目前国内不多的顶尖高手之一,读他的文章,自然会有一定的收获!”(参见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336594,2009年元月2日访问);二是徐教授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我。记得去年年初,我的一篇《再纠错》发表在法律图书馆网上时,不曾想到真的就会有一位如此知名的法学家对此关注备至。当即,徐教授就在网上发表留言,邀请我将此文转载在由他创办的“罗马法教研室”这一学术网站上,并希望我和网站管理员继续保持联系,甚至还将我这位“山寨版法学家”的名号写入他的新作——也就是《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这本个人专集。出于好奇,我一直通过网络关注此书的进展。终于在去年10月份,看到此书上了当当网的法律书架。便斗胆通过管理员向徐教授索要一本。可能是以前被不付稿酬的网站和冒牌出版社“忽悠”惯了,麻木的我实在没料到徐教授是个性情如此率真的人。他真的让管理员给我邮寄了一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在徐教授和罗马法教研室网管的鼓励之下,我去年攻下了四年都未拿下的国家司法考试,成了国家承认的法律人了。基于这2个理由,再加上学术著作评论向来主张先睹为快,于是我的这篇文章就如法炮制了!

二、我眼中的徐国栋教授

  在介绍徐国栋教授的作品之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谈谈我对未曾谋面的徐教授的认识。徐教授与周??以及谢怀?蚯氨玻?俏易钕不兜娜?恢泄?穹ㄑд摺G傲轿晃乙阉鸭?柿戏直鹱?戳恕吨??与》、《谢怀?蛴?台湾法律从书>》(该文已被中国民商法律网转载)二文以表敬意,徐教授由于喜欢上网,所以对他的了解就更深刻一些。
  记得刚刚踏入大学校园、学习民法那阵子,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工”)的老教授周玉承先生(湖南永州人)就向我们东校区99级的学员推荐由彭万林主编、徐国栋参与编写的《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在讲课时,他还说过:“学习民法,最好顺便读读罗马法,这样印象会更深刻一些。”当时我们系并没有专门开设罗马法这门课程,只是觉得这个罗马法肯定很重要,我就先后买了周??前辈的《罗马法原论》和黄风先生翻译的盖尤斯原著《法学阶梯》等书,以供日后研读之需。我记得,当时,我们武汉高校的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一提到徐教授这位“武汉蛮人”(此系徐教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时期的别号)的大名,都是无比地崇敬。后来,听说他离开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年轻老师们都感到无比惋惜,甚至认为是我们湖北留不住人才。去年7、8月份,我在备考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时,碰到武汉检察系统的两位同龄人:小向和小郑(此处所涉人名,都使用化名,以避免他们有遭人追问等不便。为了同样的理由,涉及他们的所有人称代词都使用阳性。)。有一次,两人谈到了《法学阶梯》,并称这是一本好书。我告诉他俩,我对此书也很着迷,还写了几篇罗马法论文,被徐国栋教授看中转载了。两人都用惊愕的眼神看我,特别是小郑,曾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下简称“中南”)就读,徐国栋教授是他和中南许多年轻老师的偶像。东北人的豪爽健谈让他告诉我:2000年他入校时,徐教授就已不在中南了,中南学术高手确实不少,但当时风气却是不征,等级森严,要想提拔很难,像徐教授这样“树大招风”的人才,确实是应该换个环境以求发展,事实上他的选择也是对的。另外,他还建议我可以报考徐国栋教授的研究生。我自嘲道:不懂意大利语,专业课基础不扎实,曾两次报考华工的研究生,都输在笔试上,更何况徐教授乎?
  通过翻阅资料和阅读能力的渐渐提高,我了解道:徐国栋教授近20年可谓著作齐身,除了这里准备向大家介绍的《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一书之外,还写有专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信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此书原名《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是徐教授的代表作也是处女作,被列入中青年法学文库)、《西口闲笔——法窗夜话系列》、《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认真地对待民法典》、《人性论与市民法》、《民法典与民法哲学》、《绿色民法典草案》、《罗马私法要论 —— 文本与分析》、《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一),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参编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民法学》(即前面提到彭万林主编的那本),另独著“十一五”法学教材《民法总论》。个人专著已达12种之多。发表论文130多篇。曾参加法学前辈陶希晋、王家福主持的《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一书的编写工作,与学者王卫国、李浩、苏敏、夏登峻合作翻译了美国法学家A.L.科宾 (Arthur Linton Corbin,1874~1957)的英语著作《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上下册,还独自翻译了三种拉丁语著作(一本是《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另一本是《民法大全选译:债.私犯之债(Ⅱ)和犯罪》[曾一度拟定名为《民法大全选译:契约外责任》];还有一本是由于他对老前辈张企泰翻译的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多有批判,对该书进行了重新翻译,并改名为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组织翻译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蒙古国民法典、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智利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在国外发表论文、译文9篇。他曾是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此学会据说已进行重组)理事,还一直是厦门大学法学杂志《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目前已出到第6册)的主编(以上内容是个人统计,不一定权威)。另外他在网上的文章有很多,是目前为止中国法学界在网络世界最为活跃的法学家。个人认为,徐国栋教授是继“罗马法活字典”周??前辈之后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是法学界的Bruce Lee。
  徐国栋教授的有些学术观点也是比较别出心裁的。如笔者在《制定法、成文法概念比较研究》一文中介绍的关于制定法、成文法两个法学概念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法理学观点就认为成文法就是制定法。持这种观点的人(沈宗灵、巩献田、王天木、葛洪义等学者就是如此)通常将其与习惯法、判例法、不成文法这几个相关概念放在一起讨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从历史角度考证,认为古代罗马法学家已提出了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或习惯法)之分。成文法的渊源大体有五类:即具有立法权的会议制定的法律、元老院决议、皇帝敕令、高级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罗马最早的成文法是公元前450年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至于不成文法,它是指没有文书记载的法律,即习惯法。在罗马法中已有“不成文法” 的概念。现在我们将法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是按照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划分的。成文法就是指国家机关制定和公布的、以比较系统的法律条文形式出现的法,即制定法。不成文法就是指由国家认可的、不具有规范的条文形式的法。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习惯法、判例法、法理三种。徐教授则一反传统法理学观点,认为成文法不可与制定法相混同。成文法是指以文字形式表述并于生效前公布的法律。制定法是由国家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法律。制定法是成文法的一种而非全部,凡以文字加以表现并进行公布,因而符合成文法既约束执法者又约束守法者的双重约束性的行为规范,皆为成文法。判例法也算是成文法。判例法是以文字记载的,一经公布,它也是成文法,因为它符合由执法者与守法者所共知的法律这一成文法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成文法与制定法这两个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混淆,束缚着大家的思想,使我们的法学理论无法有所突破。“成文法不可与制定法相混同”,这种提法开拓了人们的思维,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考空间。制定法与成文法混同,无法保障执法者(这里可以指公检法司的人员)在人民的监督下司法,助长了司法者的任性和专横,不利于保障人民权利的安全,体现的只是执法者单方的意志,只对守法者产生约束。区分成文法与制定法这两个概念,并赋予成文法以新的含义,提出“制定法只是成文法的一种,判例法也算是成文法”,这体现的是一种以法治战胜人治的精神、一种人民民主的意志,它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有利于完善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改善执法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此段文字对原文进行了修改)。
  另外,笔者在《试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一文中还介绍过:徐教授参与撰写彭万林主编的《民法学》中,支持梁彗星教授在民法解释学方法上的观点。他们将民法解释学方法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反面解释、类推解释、扩张解释和目的性扩张、限缩解释和目的性限缩、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共12种。笔者认为:“徐教授的民法解释学方法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研究领域。结合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的描述,徐教授的法意解释和比较法解释实际上就是王泽鉴所说的立法史及立法资料、比较法这两部分,属于历史解释的范畴。徐教授的当然解释和目的解释的划分,与葛洪义的划分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都属于目的解释的范畴。徐教授的扩张解释和目的性扩张、限缩解释和目的性限缩的划分,同属于周??和苏惠渔所述的论理解释,实则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同属为目的解释。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同属为胡土贵和葛洪义所称的目的解释。至于徐教授的反面解释、类推解释、合宪性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实则前面已经介绍的黄金规则的方法。”

  下面,我将着重介绍他的新作《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

三、《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写作特点

  《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是徐国栋教授继《罗马私法要论 —— 文本与分析》之后的第二本罗马法个人专著,《罗马私法要论 —— 文本与分析》一书,从名称来看,似乎带有教科书性质。《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则是一本徐教授的个人罗马法论文集,也是中国迄今为止的第一本个人罗马法论文集。“万事开头难”,一部具有开创时代意义的新作品更是应该大书特书。笔者认为,《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特点,也可以说是闪光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形式上来看,是“老瓶装新酒,与时俱进”。该书定名为《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符合当前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体现了时代性。徐教授的这本个人文集中,共有16 篇罗马法论文,论文题目全部是徐教授2008年以前就有的,但是全都与以前的作品不尽相同。几乎每一篇论文的注释部分都加入了2008年的最新注释,而且很多注释还是从网上外文资料中搜集而来的(这一点相信很多学人是很难做到的)。作者对许多前辈对罗马史、罗马法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诠释。很多旧的译法被徐教授以新的语言方式加以表达,体现了新时代特色,是我国“改革开发三十周年”这一主旋律在法学领域的一次集中展示。比如说:《希腊哲学在共和晚期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一文,内容上进行了不少补充和修正。《从客体到主体——国家观念小史》(原名《国家何时产生?》)一文,甚至还进行了重写,加入了作者最近8年来的新思考。
  二、从实质上来看,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如网友“学院派杀手”和“但使榕城飞将在”所评的那样,他们嫉妒徐教授那种张扬和标新立异。我和网友Arete(Arete还在支持我批判何勤华教授翻译的柏拉图《法律篇》中译本的帖子后面留言:“对待翻译批评、学术批评,徐国栋是树立了榜样的,徐蛮子敢动手,敢犯错,更敢认错,真是巨可爱!只有这样纯粹的求知较真态度才能带来共同提高的。当年雅典学园之胜景不再啊……”参见http://jjitao.fyfz.cn/blog/jjitao/index.aspx?blogid=87667,2009年元月9日访问)却认为,“标新立异”恰恰是徐教授不怕“顶钢盔”、敢于探险、不断推陈出新、自我突破精神的表现之一,这是徐教授作品最大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参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law/1/66515.shtml,2009年元月9日访问)。比如说,徐教授在全书很多地方,将罗马的阶级斗争史描述为:前期主要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非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布匿战争之后,才逐渐出现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斗争。这些观点一直存在于历史学界,徐教授首次将其引进法律学界,体现了其思想之开放(此处我纠正了以前在《再纠错》中批评的一个观点)。作者还力图证明,古罗马不仅私法发达,而且公法(主要谈及宪法、立法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三大国际法也非常发达,这就纠正了罗马法前辈周??传播的谬论,体现了作者务实的学术态度。
  三、从语言上来看,是“通俗易懂,便于消化”。由于该书谈及的是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融入了不少政治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学的元素在里面,因此书中的法学成份比我预期的要降低了一些,但该书的文艺性和观赏性却大大增强了,也使得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罗马法教育的人也能看懂。徐教授在该书中,提到了他对德国民法典的痛恨之至,认为该法典的制定者们脑袋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普通老百姓读懂法律条文。因此该书字里行间都在为法律初学者和门外汉传递着如何读懂法律背后的含义的信息。这一点真是可敬可佩,值得广大学人学习。另外,徐教授的数理思维也比其它法学教师容易理解一些。我记得当初华工老师讲税法等法律时,喜欢画拉弗曲线。徐教授在描述罗马法与民法时,则更钟爱于二项式。拉弗曲线我是到大学才听说过的东西,而二项式则是只要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掌握的中学代数内容之一。徐教授的数理思维更贴近文科学生的知识结构背景。
  四、从手法上来看,该书大部采文本分析法,局部采案例分析法。该书中大部分文章均采用的是古代的文本分析法,根据我在《试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一文第二部分“有关法律解释的方法的研究概况”,
  以及何勤华《西方法学史》第62—88页对罗马法复兴运动的介绍,对比徐教授《中外罗马法教学比较中的罗马法史课程》一文,我认为文本分析法是中世纪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经常用到的一种研究方法,现代西方学者也在使用。正如徐教授在序言中写道的:“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对罗马法原始文献展开了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式的拷打”,他是在探求古人隐晦难懂的语境中的原意,即当时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这一点是艰难之至的。但该书中也有少数几篇论文用到了现代的案例分析法。《李维时代罗马人民的跨民族法体系》、《罗马共和宪政的回光返照--西塞罗案件评析》和《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三篇论文,对作为古法的罗马法进行案例研究,证明了案例法对研究罗马法是可行的。

四、《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内容导读

  《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全书 16 篇罗马法论文,分为 社会发展观篇、世界主义篇、去伪存真篇、 罗马法教学篇 4 个单元。正如徐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述:“它们都服务于说明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的互动的本旨。意识形态是有机的、统一的观念体系,罗马法与它的关系首先是正的,换言之,是为它提供积极影响的。本书将证明,现代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罗马法的烙印,没有罗马法,很难设想它是什么样子,但在少有的情形,罗马法与它的关系是负的,换言之,是它改造罗马法的不合理制度形成现代的合理制度。无论如何,对这两种关系的描述都符合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的书名。 ”
我在此处想简单做一个导读,谈谈自己对这些文章的理解,一些地方也进行了简单评价:
  第一个单元包括 4 篇文章:《自然法与退化论》一文提到了古希腊人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4 阶段退化论这一观点,我在阅读《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德国斯威布著,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一书时也有发现。古罗马人卢克莱修的从石器、青铜器到铁器时代的 3 阶段论,这一观点先是被历史考古学界修正为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到铁器时代的4 阶段论,后是被微软公司加以修改,变成了从石器、工具、青铜器到铁器时代的 另一种4 阶段论,融入到其开发的电脑游戏“帝国时代”之中。至于这些观点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起,如何影响罗马法的发展,我自认确实没有徐教授论述得那么深刻。《奎里蒂法研究》一文采用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因该文提及“图留斯改革”,一度曾被德国学者耻笑。可偏偏是它,得出的却是与之相反的结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并不适用于古罗马社会。该文是《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一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分,个中论证令人佩服。笔者支持徐教授的上述观点,并可举出佐证: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在美国就不适用,美国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又如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也是用传统观点无法解释的。《家庭、国家和方法论:现代学者对摩尔根、恩格斯??对 < 古代社会 > 、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之批评百年综述》一文,介绍了题目中提到的对中国 1949 年后的法理学和家庭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著作在当代遭到的诸多批评。其中运用到了丰富的人类学、历史学资料,力图修正恩格斯的一些观点。看罢此文,我突然觉得,此文如果再早个20年,恐怕就会被禁止发表了。我在《试论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曾引用 “贫困的哲学、幼稚的法学、混乱的经济学”来概括社会科学研究遭人奚落的现象,徐国栋教授在该文末尾说这句话语出清史学者戴逸(1926~),看来此说并非独华工学人范长军所闻。《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欧亚团结??第 8 届“中东欧国家与意大利罗马法学者研讨会”及历次同名会议综述》,介绍了作者于 2000 年参加的如题罗马法国际会议以及此前的历次同名会议的综述,此文还谈到了罗马法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论战中共同利用的武器。想今后搞国际交流的法律学人,此文推荐一读!
  第二个单元的第一篇文章是《希腊哲学在共和晚期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作者的观点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易继明(我在该校毕业时是罗玉中任院长)等学者不谋而合,均认为罗马的许多东西都源自希腊,但是没有谈及《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253页谈及的“永佃权”。该文中对社会契约论(作者在《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也对社会契约论推崇备至)和自然状态的理解,确实远远超过了.《辞海》、《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汪子嵩等人著的《希腊哲学史》等工具书所能囊括的内容。另外,作者对法律逻辑学的精深把握也是此文的一大看点(可惜我当时读书时华工没开这门课)。《《“一切人共有的物”的概念的沉浮—— “ 英特纳雄耐尔” 就 一定 要 实现!》、《从客体到主体——国家观念小史》、《李维时代罗马人民的跨民族法体系》、《万民法诸含义的展开——古典时期罗马帝国的现实与理想》这四篇论文,则是激起了我对国际法的兴趣,决心对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的重新研究(我曾也有《评格老秀斯中译本——兼与何勤华先生商榷》,对该译本失望至极)。《《“一切人共有的物”的概念的沉浮—— “ 英特纳雄耐尔” 就 一定 要 实现!》一文介绍了许多国际海洋法知识。作者提出:格老秀斯在《伦海洋自由活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又称《海洋自由论》)一书中,提到了公海和领海划分的理论基础(见《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第176页)。这一点与我通过网络资料拼凑成的《格老秀斯法学思想研究》一文中的叙述异曲同工。基于我三次英语六级未过,积累了大量背单词的经验,以及教育心理学中所提到的学习迁移理论,我觉得《权利能力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人法的“ 英特纳雄耐尔”之路》一文最大的特点应该是作者的外文词根和后缀的准备把握。此文充分体现了徐教授杂实的外语功底。此文还将行政诉讼答辩失权理论中的“失权”二字赋予新的涵义,引进到权利能力制度中,体现了作者的理论创新风格。另外,该书第206页提到了“破廉耻”制度,这让我想通了美国文学名著《飘》(马格丽泰.密西尔著,傅东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新1版)中的寡妇郝思嘉和浪荡子白瑞德的婚恋,在当时为何会遭旁人耻笑的真正原因——竟是基于这种古老的西方“道德法庭”的力量。事实上,我觉得中国互联网上最近兴起的“人肉搜索”案也应该是渊源于此。
  第三个单元里的 4 篇文章力图纠正罗马公法无价值的谬见。《罗马共和宪政的回光返照--西塞罗案件评析》一文,体现了作者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立法的普遍性原则”、“不得拒绝听取当事人申辩”、“刑事诉讼公诉人”的罗马法渊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还认定西塞罗是贵族派的代表,安东尼是民众派的代表,贵族派倡导共和制,民众派倡导帝制。我以前受孟德斯鸠等学者的影响,误认为西塞罗代表的是民主共和,安东尼代表的是专制独裁。徐教授的这一论断确实与众不同。但徐教授在该文以及其它文章中提到的有关宪法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观点,却不是什么新论,我在蒋碧昆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正文第1页也看到了法国法学家勒内.达维德的类似观点。《 寻找丢失的人格?-从罗马、德国、拉丁法族国家、前苏联、俄罗斯到中国 》一文,行文叙述很有点像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探索发现”栏目的风格。该文不仅讨论了民法原理中的“人格”,著作权法、公司法中的“人格”。 徐教授一反以前支持梁彗星教授的立场,主张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应将人格权篇单列,以区别于身份法以及财产法。《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一文。 论述也很有水准,只是个人感觉该文答篇幅讲客观诚信,对主观诚信论述的比重不够。徐教授在此文中继续反对梁彗星教授的观点,提到要将中国民法理论中的“善意取得”、“善意第三人”等称谓改为“诚信取得”、“诚信第三人”,可是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未采纳这一主张。但是该书第339页论及的“要求遗产之诉”中提到:“在占有人为诚信之情形,只需返还在证讼时实际存在的遗产 ;如果他为恶意,则要对遗产的毁损灭失承担完全责任,意外事件造成的除外”,这一段文字事实上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所借鉴吸收。《 周??先生的 < 罗马法原论 > 错误举要——以上册为中心》,这是本书中我最喜欢阅读的一篇,在此补充一点,以作为对“挺周派”的回复:徐教授并未对周??的著作全盘否定。时至今日,《罗马法原论》(以下简称“周著”)作为深得中国法律人喜欢的罗马法启蒙教材而名扬天下。相比于许多经过直译的意大利罗马法学者的专著,周??的读本显得弥足珍贵。“学习罗马法,是从事法制史、民法学、国际私法和比较民法等法律学科研究的基础” (语出周著上册第17页)。而真的要学好一种不同语境、不同文化下的异国古代法,并非一件易事。更何况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去正确分析和评价其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罗马法的有益成份真正为民所用,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周??用自己的笔调从罗马法的角度介绍了现代一些法律制度的起源,如提存、公证、信托、遗嘱、海商、银行、破产、物权、债权、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继承、反垄断、公益诉讼、回避、原告就被告、诉讼时效、不告不理、言辞辩论等等。徐教授曾在2004年4月25日对《罗马法原论》评价道:“此书,是中国最权威的罗马法著作。从初稿到付梓,前后竟然长达五十余年。周??,我对他充满最深的敬意!!”(参见http://www.law-lib.com/flsp/sp_view.asp?id=1091,2009年元月20日访问)我也认为周??的巨作对我们罗马法研究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只不过其中有一些错误观点。我在很多地方和徐教授产生了共鸣,由此我撰写了《再纠错》、《盖尤斯法学思想解读》 二文为徐教授助阵。
  最后一个单元,是我收到此书中最先读完的部分。《中国的罗马法教育》、《 中外罗马法教学比较中的罗马法史课程 》2篇文章让我了解了罗马法研究的发展状况,毕竟已工作六年,很难再到武汉高校的图书馆了解最新学术动态。这2篇文章对几乎快与学术绝缘的我来说真是如获珍宝。

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的法律适用——从一起违法品种损害追偿案说起

武合讲


内容摘要: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是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法律概念。品种说明不是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而是宜加注内容。实践中,常因不能正确区分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造成冤案或错案,给种子经营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关键词:种子标签;品种说明;违法品种;假种子


  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进口审批文号等事项,属于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的品种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属于品种说明的内容。尽管提倡将品种说明标注在种子标签上,但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仍然是两个有区别的法律概念。作者利用一起案例,谈谈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的法律适用。
  案例简介 :京农5号,是经北京市品审委于1999审定通过的中早熟红小豆新品种,其未在黑龙江省经过品种试验。Y和K是北京的两家种子公司。2006年5月初,黑龙江省黑河市的部分农户,委托Y与K签定种植收购协议。该协议约定,K向农民提供“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并按每斤1.8元至2元的价格收购所有收获的红小豆。据该协议,Y购买了可种4000亩的“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由K直接发给农户。除此之外,K还与黑龙江省的其它农户分别单独签订了“京农5号”红小豆收购协议。51户农民共种植了“京农5号”红小豆5000余亩。种子按预期的时间发芽、生长、开花,长势很好。因黑龙江省霜冻期来得早,红小豆花落后没结荚即被霜冻死。当地农民以前没有种过红小豆。据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统计,因种植“京农5号”红小豆造成绝收的农田达到6695亩。对事故原因,当地的三个农业局的种子管理站分别作出相同的鉴定意见,认为该种子未经试种、越区种植是造成绝产的根本原因;另外,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违反了种子法相关规定,属于非种子。作为农民代理商的Y把K告到北京某法院,要求对方赔偿210余万元损失。法院认为,被告以订单农业的形式,使用不符合种子法要求的非种子销售给农民,是造成农民绝产的主要原因。最后,被告付给原告150余万元。作者认为,该案中的司法者、执法者和当事人,都对法律规定的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适用错误。
  1 没有标签的种子不等于非种子。
  种子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这里规定的是种子经营者的种子标签真实义务。种子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假种子。这里规定的是种子经营者的种子质量保证义务。涉案京农5号红小豆种子,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属于“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情形,应当依据种子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而生产、经营假种子的,应当依据种子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种子法既然明确规定“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与“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就说明两者属于不同的违法情形。种子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都认定“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就是“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假种子,并以此为由要求“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种子经营者承担非种子的法律责任,显然适用法律错误。
种子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涉案“种子包装物无任何标识”的种子,按预期的时间发芽、生长、开花,长势很好,虽因黑龙江省霜期早导致发育阶段没有完成造成花落之后没有结荚成熟,但只要种子种植后生长发育的是京农5号红小豆,证明该种子就是能作为种植材料使用的京农5号红小豆的种子。未经种子检验机构对涉案的没有标签的种子实施真实性检验,没有判定该种子不是京农5号红小豆的种子而是非种子的检验结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没有标签的种子就是非种子,是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假种子,缺乏事实根据。
2 销售的种子未附有标签,与造成绝产无关。
2.1 品种使用条件,不是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
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是否适应黑龙江省的自然环境条件,是否可以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属于该品种的使用条件。品种使用条件是品种说明中的内容。品种说明,不是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内容。种子标签不标注品种使用条件,并不违法。
2.2 销售的种子未附有标签,不是造成绝产的原因。
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是否通过黑龙江省品审委组织的品种试验,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是否属于越区种植,是种子标签宜加注的内容。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经当地三家种子管理站分别组织专家组实施田间现场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该品种未经试种、越区种植是造成绝产的根本原因。种子标签应当标注的事项,都与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可否在黑龙江省推广种植以及是否会造成绝产无关。销售的种子没有种子标签,不是造成绝产的原因。
3 种子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种子法规定种子经营者负有告知义务。种子经营者未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
3.1 没有证据证明K交付的种子不符合约定。
K和Y都是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都知道审定公告确定的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的适应范围,都知道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和提供品种说明,都具有从事常规种子加工、分级、包装等经营活动的资格。Y作为种子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对所购买的种子负有检收义务;种子标签和品种说明不符合约定的,Y在收到种子后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将种子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K。对不符合约定的种子,Y可以接收,也可退货。Y既未通知K种子不符合约定又未退货,视为K交付的种子的质量和标注以及说明符合约定。
3.2种子销售者负有告知义务。
  种子法中同时使用了种子经营和种子销售,说明种子经营和种子销售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严格地说,种子经营是指通过筹划经管、组织计划而获取利润的活动,包括了种子企业所从事的与种子有关的一切活动,品种选育、转让、推广、实施,和种子生产、收购、精选、加工、分级、储存、包装、运输、批发、销售等都是种子经营活动。因为种子法已把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单独加以规定,所以种子经营不包括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的内容。种子销售是指出售销售包装种子与客户以满足客户特定需求种子的过程。种子销售是种子经营的最后一个阶段。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即销售者,就是销售阶段的种子经营者。
  明确种子经营和种子销售的概念,是正确区分和处理种子销售者和经营者的责任的关键。种子法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有关品种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宜在标签上标注”。这里规定的品种说明是“宜加注内容”,是倡导性或建议性的标注项目,是国家推荐的最优或最佳的选择的方式,没有直接采纳的,就应有相应的替代,如以印刷品的替代方式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就本案而言,K是向种子使用者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负有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种子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使用条件的说明与有关咨询服务的义务。
3.3 销售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假设K交付的种子既没有标签又没有提供品种说明书,Y于接收后可以以不干胶图案或文字标示等方法在种子包装袋上附上加注品种说明的种子标签,或另行印刷品种说明书提供给种子使用者。Y既然接收了K供应的没有标签的种子,就有义务在向种子使用者出售的种子上以不干胶图案或文字标示等方法附上种子标签,或以印刷品的方式提供品种说明。Y作为向种子使用者出售种子的种子经营者,是其出售种子没有向种子使用者提供品种说明,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种子使用者在不知道红小豆京农5号的使用条件的情形下在黑龙江省种植造成绝产,Y应承担赔偿责任。
4在黑龙江省种植北京市审定通过的品种,不是引种而是推广。
  农作物品种引种,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以经营、推广为目的,从相邻省份且属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进已经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行为。因北京市和黑龙江省不属于相邻省份,两行政区域之间的热量、光照、降水等气候条件以及海拔高度、种植制度都不相同,不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所以,在黑龙江省种植北京市审定通过的农作物品种红小豆“京农5号”,不属于引种。
  黑龙江省和北京市不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未经黑龙江省品审委组织对红小豆京农5号的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品质等农艺性状进行鉴定和验证,且总结配套栽培技术,取得试验验证的依据,就不能证明在黑龙江省向农民推广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黑龙江省的农民没有种植过红小豆,不通过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就不能使农民懂得红小豆京农5号的配套栽培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红小豆品种京农5号及其配套的栽培技术普及应用于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属于品种推广。Y将从K处购买的经北京市审定通过的红小豆京农5号的种子,出售给黑龙江省的种子使用者种植,既未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又未通过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告知种子使用者红小豆京农5号的配套栽培技术,未履行品种推广者的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不是该证持有者种子的最终销售区域,只要其种子符合种子法及其配套规章有关品种审定和种子加工、质量、包装、标签、经营等规定要求,该证持有者可以将包装种子销售给有效区域内或有效区域外其他种子经营者经营。K领取的种子经营许可证注明的有效区域虽是北京市,但也可以将包装种子销售给Y经营。K在北京市向Y和黑龙江省的农民销售并发运种子的行为合法,不应因此承担责任。

作者简介:武合讲,专业从事种子和植物新品种法律事务的律师,E-mail:whj148@yahoo.com.cn,电话:010-62128839,手机:15901032135、13605306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