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煤矿安全供用电工作的通知

朔政发〔2006〕1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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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煤矿安全供用电工作，杜绝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根据《煤矿安全规程》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煤矿安全供电若干规定的通知》（晋安办字〔2004〕21号）规定，结合我市煤矿安全供电和安全用电中存在的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单回路供电的煤矿和未按标准实现双回路供电的煤矿，尽快与供电部门联系，按照《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建设双回路, 双回路之间安装可靠的机械或电气闭锁装置。双回路建设要由有资质的单位设计、施工。

二、为了确保煤矿在电网供电中断后和煤矿供电设施出现故障后不发生安全事故，各煤矿必须在2007年3月1日前配置能够满足保安负荷容量的备用电源(发电机)，并到供电部门备案，备用电源的容量必须满足通风、排水、人员提升以及井下瓦斯检测和监控等系统电力负荷的要求。备用电源的安装要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要求，备用电源与其它电源之间安装可靠的机械或电气闭锁装置，并通过煤矿有关监管部门的验收合格后方可投运。煤矿按要求配置自备电源的操作人员，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不配置备用电源的煤矿停产整顿。

三、煤矿企业要严格落实矿井停送电安全措施。矿井停电后要立即切断井下作业地点电源，停止作业，工作人员必须立即撤至安全地点，同时启动备用保安电源。矿井恢复供电后必须首先认真检查瓦斯，并采取可靠措施排放瓦斯。煤矿高低压下井线路必须采取加装失压保护装置的技术措施，防止电网供电后井下直接带电。

四、电气设备老化、无电气保护装置和保护装置存在问题的煤矿，煤矿要按《煤矿安全规程》有关规定建设高低压配电室，配置相关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按时对电气设备进行检查，按周期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试验，并定期进行计算核对。

五、停产整顿和“六证一书”过期停产办证的煤矿，要停用正常生产使用的变压器，安装小容量变压器，只满足通风、排水的负荷要求。变压器容量由安监局、煤炭工业局确定，书面通知供电部门。不按要求更换变压器的煤矿，要停止供电。

六、煤矿企业要制定供电中断后的应急预案，要求全体矿工熟悉并进行预案的演练，确保矿工人身安全。

七、煤矿企业计划技改和采改时，应和供电部门沟通，便于供电部门提前规划、建设电网，便于电网的安全、可靠、合理、经济运行。

八、按照《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向煤矿违法转供电，禁止煤矿向其它单位违法转供电。各县区组织电力管理部门和供电企业在2007年1月15日前通知违法转供电的煤矿和其它单位停止违法行为。

九、市、县政府确定的非法煤矿和依法关闭煤矿，县区政府必须书面通知供电部门中断供电、拆除供电部门产权范围内的供电设施，并组织、监督供电部门实施。供电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执行供电限制或中止对煤矿的供电。

十、各县区政府要加强计划用电工作，制定超计划限电序位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序位，制定在电网早高峰和晚高峰期间煤矿轮班生产计划，煤矿不得违反计划生产，对于违反轮班生产计划的煤矿，给予停电一周的处罚。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监督监督者

杨涛


贾军英，这位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有幸荣登”为全国首位落马的省辖市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近日被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为中国的贪官榜上又添加了浓黑的一笔。不过，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最不能容忍的却不是其收受他人财物价值50余万元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事实，在贪官们的犯罪数额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今天，贾军英的区区50余万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吸引媒体眼球的是他的特殊身份——反贪局局长。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反贪局——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直接承担着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进行侦查的职能。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可谓是重中之重。在长期的权力与权力的对话实践中，反贪局局长们也能最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手中权力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因此，一些反贪局局长自称反贪局为“天下第一局”也许是这种荣耀的最好写照。但是，反贪局局长带头腐败，社会将无从去寻找公平、正义和良心的保护者。因为，如果说一般官员的腐败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反贪败的人也腐败则是把水源污染了。所以，反贪局局长自身也腐败是最不能容忍。
然而，贾军英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反贪局局长。在他之前，去年12 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刘国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赃款予以没收、追缴。在他之后，今年6月，因成功查清“马向东”案而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
我们不能不为之而大声惊呼：反贪局局长们怎么了！现在也许到了我们好好地检讨反贪败的人、监督者为何也屡屡落马的时候了？
追根溯源，法律是由人来进行而不是神或者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执行，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性是有弱点，人心中总是隐藏着贪欲的魔鬼，权力会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诱惑，掌有权力者只要有缝隙便会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只有遇到边界才会停止。而反贪局局长们之所以为反腐败者，是因为他们是处于反腐败的位置，并非其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而，反腐败的人如果道德自律的失范和没有制度上的有力制约，又自认为掌有反腐败的权力、自认为持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般人对他奈何不得，可以放松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那么，贪欲总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因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反腐败的人并未把查办腐败案件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是以一腔浩然正气去查办腐败案件，不是把查办腐败当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正义事业，不是站在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高度去查办腐败案件。而是要么因为有领导批示、交办，为完成领导的要求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了多出政绩，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考评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多查办案件多追赃多返还，为单位小集体多出效益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这些掌有实权的腐败分子不敢小瞧自己，为自己今后谋私利提供更多方便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为打击政治对手而查办腐败案件。因而，一些那怕是被中纪委表彰的“反腐英雄”、 “反腐标兵”， 并不把腐败看作是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反腐败斗争中看到腐败给人带来的好处，也热衷于搞腐败。贾军英也有不错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反贪考核工作中，太原市反贪局连续5年第一，尤其是2002年，太原市反贪局获侦查、综合两项全省第一，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自己从事腐败。
反腐败走向误区、反贪败的人热衷于搞腐败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具有易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腐败者才不能利用权力去从事腐败，从而也在道德上更加自律。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反贪局局长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院之上有人大的监督，还有党委纪检委的监督，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让反贪局局长们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承认，反贪局局长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反贪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掌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检察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用人上并没有建立对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的特殊的人员遴选机制。反贪局局长的任用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中层领导，无须特殊的资格和道德上的要求，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不须公示，他们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进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相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意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随意安排自己的人担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机构升格、局长进党组）。因而，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在进入门槛之时起就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有更为严格的资格和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任职公示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等相应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我们也承认，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但是针对这种强力公权的制约却软弱无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当然这里面也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级监督，但这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因而，对于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必须引入法院的制约，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必须要由法院来审查批准。而对于群众举报的案件不立案及已经侦查的案件要撤案，必须接受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向他们说明理由，形成制度化。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此外，由于反贪局是反腐败机关，加之地方领导对于反贪工作的依赖，是干涉的多、监督的少，地方纪委由于工作联系与反贪局工作联系密切，也是监督乏力。因而群众举报他们的腐败问题，查处是异常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在人大和纪委中建立一种针对反贪局工作人员腐败的必须建立特殊的调查和侦查机制，确保对于群众的举报能及时启动调查，监督者也不能逃脱监督。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没有一种权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约束。” 反贪局长们的权力只有受到法律的规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才能合法运行造福于人民。因而，监督监督者是我们永恒的命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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